在去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际，丹麦艺术家运来12块大冰块，在先贤祠广场围成钟表状摆放。“冰钟”不停融化，寓意与气候变暖的斗争应争分夺秒。（新华社发）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15年中国气候公报》和《2014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显示，刚刚过去的2015年，创下了全国乃至全球平均气温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暖，与此同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还在持续上升。随着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地干扰着自然系统，令人忧虑的潜在威胁——气候变暖引发的安全隐患正在悄然到来。

　　2015年创下全球最暖年

　　冰川退缩、冻土减少、喜马拉雅的雪山“发际线”步步升高，就连穿秋裤的日子都在逐渐变少。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气候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暖了。

　　《2015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平均气温10.5℃，较常年偏高0.95℃以上，为历史最高值。全国大部气温偏高0.5℃，其中东北北部、西北大部、黄淮东部及内蒙古等地偏高1℃至2℃。甚至对于全球而言，刚过去的一年也是有现代气象记录数据135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历了这样一个2015年：全年降水总体偏多，但空间分布不均匀；梅雨季时间总体来说比较长，降水偏多；华北雨季短，降水量为13年来次少；一些地区遭遇了极端高温情况，出现了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干旱，但是总体气象灾害偏轻；台风登陆个数少，但登陆强度强；中东部地区雾霾天气频繁，全国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达11次。

　　是什么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介绍，气候变化主要有两大源，一是外部强迫，包括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火山爆发等外强迫因素；二是内部系统的变率，海洋、海气相互作用，陆气相互作用等也会影响气候变化。

　　“因为气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所以气候的变化会对不同行业造成影响。”巢清尘说，“从我国来看，2015年总体光温水匹配比较好，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总体有利。冬季气温偏高，采暖耗能减少。气候影响大气环境，京津冀地区总体大气环境容量较常年偏低20%以上，为1961年以来最低，特别是北京地区2015年11月至12月静稳天气偏多50%以上，使重污染频发，对人们身体健康、交通安全等都产生一定影响”。

　　“气候变化对我国影响利弊共存，总体上弊大于利。”巢清尘说。长期来看，气候变化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地主要河流径流量减少或变化不稳定，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等生态恶化程度加深，水温升高加速微生物繁殖和水体富营养化，使得城市环境更加脆弱，无论是粮食作物，还是蔬菜、果树等园艺作物，随着气候变暖，病虫害都呈加重态势。气候变暖将造成我国粮食自给率95%的目标下降0.4%，加大农业生产成本。

　　然而，对于我国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更加严峻：研究表明，1909年以来我国的变暖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每百年升温0.9℃至1.5℃。1980年至2012年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速率。未来，我国区域气温将继续上升。到本世纪末，可能增温1.3℃至5℃。

　　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

　　研究表明，过去上百年的气候系统变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排放造成。因此，温室气体排放一直在国际上被密切关注。

　　中国气象局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杨介绍，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京都议定书》限排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六氟化硫、氢氟碳化合物、全氟碳化合物，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限排的部分卤代温室气体。其中，卤代温室气体是分子中含卤素原子（氟、氯等）温室气体的总称，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产生，用作制冷剂、发泡剂、喷雾剂、清洗剂、灭火剂等。

　　《2014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显示，2014年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大气中的3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年平均浓度分别升至398.7ppm、1893ppb和327.9ppb，高于同期全球平均值，均创下1990年建站以来新高。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是北半球内陆腹部唯一大气本底观测站，其观测结果可以代表北半球中纬度内陆地区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及其变化状况。

　　从全球来看，2015年11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14年WMO温室气体公报（总第11期）》显示，2014年全球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再次突破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点，二氧化碳平均浓度为397.7ppm，甲烷为1833ppb，氧化亚氮为327.1ppb，分别比1750年工业化革命前增加了43%、154%和21%。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副研究员方双喜表示，随着人为活动排放的增加，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会不断升高，将成为一个常态。

　　温室气体排放将造成地球进一步增暖，并导致气候系统组成部分发生变化。气候专家表示，相对于1850年至1900年，21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变化可能超过1.5℃，甚至有可能超过2℃。

　　“科学家们提出了2℃临界值（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维持在2℃以下），一旦温度增长的幅度超过了2℃，负面影响会明显增加，人类会面临更大风险。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采取措施，不能逾越2℃的气候界限。”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说，若气温升幅达到或超过4℃，不仅会导致大量濒危物种灭绝，发生影响大、范围广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温室气体排放还将产生多少个最暖年？一切都取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减排实际行动的力度。

　　“未来数十年内，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降低21世纪及以后的气候风险。如果到21世纪末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到2050年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0%至70%，到2100年实现近零排放。这既是全球科学界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广泛共识，也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唯一正确道路。”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说。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显著成效。其中，技术进步对我国节能减碳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单产能耗显著下降，技术节能效果明显，火电煤耗、水泥和钢铁能耗下降了30%至50%。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利用世界领先。我国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行政可实施性强，得到了较高的执行。未来，还需要提高政策目标与资源匹配的一致性，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决策的科学基础。

　　“保障气候安全不能仅靠政策，还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节能减排，例如推行阶梯电价，以便有效遏制浪费。另外，现在全国推行的碳排放交易，也是以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减排”。

　　实际上，气候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清洁能源。我国陆地表面每年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相当于1.8万亿吨标准煤。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高级工程师申彦波说，在我国陆地60%的区域内，光伏发电的效益很好，即便在太阳能资源最差的四川盆地，其太阳能利用条件亦好过北欧的一些国家——而北欧诸国利用太阳能的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担。“构建公平合理、务实有效和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希望各缔约方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以及各自能力等公约原则，以各自提出的自主贡献为基础，聚同化异，相向而行，推动巴黎气候协议成功达成。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降低气候风险、保护全球气候作出贡献。”郑国光说。（经济日报记者 杜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