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3月11日北京电（王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老龄化的现实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一直以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话题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城市化对教育空间有了新需求。

　　事实上，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作为一种提供空间的场所，城市化所追求的空间扩大和家庭结构所追求的空间优化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挤占了教育空间的生长。一方面，城市化对空间的巨大需求让人们不得不面对教育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另一方面，行政和市场双重干预下的家庭结构的优化决定了入学人数的减少，过去十年，大量幼儿园、小学、中学合并办学，出现了很多消失的学校。

陪孩子上学的妈妈们（王帅/摄）

　　城市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子女越来越少。

　　教育空间紧张的问题，最早出现在城市。21世纪前后十年，城市早于乡村改革。最初，城郊的开发并没有涉及太多教育空间的布局，在社区内或社区周边规划、预留一定规格的教育配套还不像现在这样标准配比，既没有形成教育地产的概念，也没有像如今房地产进入白银时代以后，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在进行教育、医疗、商业等多种功能配套的空间补充，以此支撑围绕房子所产生的居住空间以外的城市服务功能。

　　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城市并没有完全解决居住和上学的距离问题。最常见的情形就是为了对抗距离，每一个家庭的家长只得消耗更多时间来面对，最终的情形就是父母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孩子的教育所拖累——早上醒来，做饭、照顾孩子洗漱、送孩子到学校，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接着会想晚饭吃什么……下班后买菜、做饭、看孩子作业、陪孩子入睡，周而复始，四季循环。

　　学校距离社区太远不仅对家长是考验，对孩子来说每天也是连轴转的状态，孩子在家和学校之间长途跋涉，只是为了解决关于社区空间和学校空间的距离问题。

　　一定意义上，这种长途跋涉对城市微循环是一种损伤，它影响了城市系统的正常化。对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边界延展的中国城市而言，微循环不再局限于城市道路网络、社区生态系统，随着城市的生长期变得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双重特征，因此，城市微循环意味着要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大社区生态来对待，即，城市内部各种元素的连接都将以流动的方式实现循环。

　　就教育空间的生长而言，它不仅没有随着城市化找到生命力持续旺盛的可能，反而生长空间越来越受限，哪怕很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规划之初就给予了教育空间生长以稳定保障。

　　如果说城市的学校面临的是距离的问题，那么乡村的学校所面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在2012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农村教育空间的情况进行了梳理——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四分之一，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现在，农村学生减少和学校消失的现象相对静止了，但是已经发生的因城市化而起的过度的学校撤并像21世纪前后两个十年城市学生遇到的问题一样，社区和学校的距离越来越远。

　　再明显不过的，虽然家庭结构的改变让学生数量减少继而间接影响了农村学校撤并，但是，决不能因此忽视城镇化的推动对农村学校生长空间和生存空间的挤压。于是，农村的学校因撤并而消失，农村中的劳动力出走到城市务工，农村的老龄化日益严重……当学生放学的时候，站在村口翘首以盼的都是进入老龄化队列的祖辈。

　　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未来城市化增长率估计，到2050年，中国仍将有6亿农村人口。未来，随着社会结构调整，农村学生数量又会缓慢增加，然而，学校却已经撤并消失了，而它因城镇化的继续推进而面临的生长空间也会愈加紧张。

　　现在以及未来，以一老一少为标志的家庭循环危机还会继续，因此，如果不系统调配、改造城市微循环和乡村微循环，那么，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生长空间必然会堵塞健康的城市化进程。

　　眼下的问题是，想要避免老无所依和少无所教，祖孙两代必须牢牢捆绑着中间一代。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况影响了城市化和社会分工，人们无法继续独立，不得不以家庭为单位在社会中存在、生长。一方面，必然影响了效率，另一方面，三代人的关系由于教育、养老、医疗等基础需求而影响了理想的家庭关系共建——从来不曾出现过的重度依赖在中国的当下出现，这才是城市化最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