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

清华理科馆的红砖墙上，如今已爬满青藤。楼前草坪，不见雕塑，也无立碑，只有一个四方型下沉式小广场，衬得整座建筑群愈发沉静典雅，令人联想起那些虚怀若谷的大师们。

在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系。

清华大学及物理系为中国核工业的贡献可用“居功至伟”来形容。据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清华1950级毕业生方惠坚介绍，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的普通工作人员中，有26名清华毕业生；马兰核试验基地曾有3任基地司令员来自清华；在中国各个核研究院、工厂与试验基地工作过的清华人，总共约有上百位。“这不仅包括物理系毕业生，也有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方惠坚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大部分出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但剩下的更多成就，则应归功于建国后的“新清华”。而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这些成绩实为来之不易。

1952年6月至9月，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全国高校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院系调整”运动。在这场变革中，清华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重新定位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文、理、法学院几乎全被调整出去，其中，物理系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全部学生，被并入北大。

在院系调整两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这位曾在1932年就读于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青年运动领袖，自此掌舵清华14年，成为该校校史上又一位重量级人物。

文、理科被分离出去，用蒋南翔的话来说，是清华的一次“伤筋动骨的腹泻”。他甚至表示，“我要是早到清华半年，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方案！”

蒋南翔后悔于自己的“迟到”，并做了个人最大程度的挽救——清华图书馆保有30万余册珍贵的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原本要随着文学院的迁出而一起被调走，但被他坚决“截留”了下来。“图书馆馆藏是一所大学的无价之宝，这些古籍文物后来就成为我们恢复中文社科专业的基础。”方惠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在历史潮流面前，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刚刚从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朱邦芬院士就在《清华物理八十年》一书中写道：“可是，如果蒋南翔当时是校长，就真的能保住物理系吗？”

蒋南翔来清华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清华的教育体系从原本注重“通才教育”的欧美路线改造成了更偏重于实际运用的“苏联模式”，培育了大批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满足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专业人才的极度渴求。

清华土木系1968届校友王铁藩认为，蒋南翔在清华大学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追求人才的专业化与政治化的高度结合，在这方面，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的口号，其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更成为其他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之滥觞。

就在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清华校方还隆重举行了纪念蒋南翔教育思想的座谈会。实际上，蒋南翔对教育的思考是深刻的。他曾多次表示，“我们能否培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养不出来，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林家翘是美国华裔著名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园也培养出了建国后的“黄金一代”。1958年，清华改为六学年制。因此，1959年入学、1965届毕业的学生刚好避开了一头一尾的“大跃进”和“文革”，完整、系统地接受了六年制本科教育。之后，这一届毕业生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挫折，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据统计，这批人中间走出了7位院士，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长，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然而，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得建国后的“新清华”与建国前的“旧清华”渐行渐远，甚至于完全割裂。在清华第一教学楼的西北空地上，立有一方石碑。那里是学生们时常流连的处所，但直到1990年代，绝大部分的清华学生都不知道，那尊绿苔斑驳的石碑竟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

对于当时奉行的苏联教育模式，朱邦芬在《清华物理八十年》一书中也有反思：“它虽然缓解了当时的技术人才短缺，但这种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有明显的缺点，把培养人才当作流水线上的生产产品，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也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