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表：陈恒

制表：陈恒

2.

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低谷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状态，另一面则是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心态。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哪些因素会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码？调查显示，中国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码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则是“帮助他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人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际之中的。“多少年过去，这种状况没有太大变化，家庭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何建新认为，这种特征反映在生活里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常矛盾的价值取向，“对待他人中国人显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愿募捐；但同时对亲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满温情。”

“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选择做义工，帮助他人是许多人一生都要从事的职业。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人都是自己，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中国人会慢慢通过全球化融合，逐步学习和补充这些元素，学会帮助他人。

虽然20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身健康和未来的风险持担忧态度。从幸福感来源的评价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在财务及社会环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赖的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有高达七成的被访者认为赡养老人的资金开支较大，近八成被访者认为目前子女教育的费用很高。

“正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环境、个人发展预期、家庭财务收支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线城市生活得相对更坦然，也与这些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有关，比如人们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较低的通胀水平、相对合适的城市拥挤度等，都会让人心生满足感。“目前已经开始出现逃离一线城市的倾向，二、三、四线城市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着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福祉上升的同时，也在普遍承受着社会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给自身的相对压力。

3.

从个人感受到国家行动

“幸福是人类与生俱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关于幸福感的讨论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几年开始不一样，对幸福的研究开始从哲学层面落实到国家具体行动的层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

曾经，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GDP代表的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人的生活感受之间产生反差，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GDP这一衡量标准出了问题？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2008年2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决定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由国际三大知名经济学家担纲研究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最后出台的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纠正GDP社会发展的误导。

类似的反思和行动国内也在进行中。去年开始，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相继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写入“十二五”规划，纳入干部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