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责任”意识增强 提升“公共决策”期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慈善、环保、食品安全等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大幅提高。这既是“公共责任”意识的增强，也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助推器”。

专家分析认为，转型期的社会中，群众权利意识增强，也变得更“敏感”，会用比过去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干部和政府。而表达渠道增多，舆论场域变化，也容易让某些诉求迅速“发酵”。这些资源用好了，公共治理工作的正面效应会倍增；而处理不好，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表示：“‘公共焦虑’的特点，是责任主体的多元化，相关事务不仅依赖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决策与管理、服务，也要求每个参与其间的公众个人发挥作用。”

“天气一变差，有关部门就被指责得一塌糊涂，说报的指标是骗人的。”北京一位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城市的污染排放这么大，为何不想想，我们每辆车、每个人也可能是污染的‘贡献者’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国公共事件信息“供给”不足，而百姓的“诉求”却在与日俱增。这使得当前的公共治理工作，有一个“开放的边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寻找与群众交流沟通的共同语言，这些，是深刻变化的时代对公共治理工作提出的全新要求。

部分领域公共决策的不广泛，成为“公共焦虑”的主要原因。曾业松说：“公共决策的核心在于公共参与，不能让公众在决策过程中有‘被代表’的感觉。决策的参与面小，就会导致公众对决策结果不买账、不认可。”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也容易引发“公共焦虑”。回顾今年一些热点事件，可以看到一些政府部门和相关公共机构，决策程序仍是“信息单项发布”，对公众的疑虑和意见缺乏反馈机制。“在以乳业标准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制定过程中，就反复有声音认为公众参与是‘走过场’。”郭巍青说。

公共决策的不尽科学，直接刺激了焦虑的发生。曾业松认为，微博、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让公众有了更多更主动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但有些机构、官员仍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导致公共决策机制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