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雾霾天气击中民众的“污染焦虑”；食品行业的新国标制订引起人们“食品安全焦虑”；“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会”事件引发“公益焦虑”；“限堵令”与“出行难”带来“拥堵焦虑”……

这些纠结与争议的背后，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公共焦虑”。种种焦虑背后，是广大公众对公共事务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和透明的强烈期盼，发出的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亟须向深层次迈进的强烈信号。

“公共焦虑”频发　折射社会管理之痛

仅仅几天，“PM2．5”这个环保领域的专业术语变得人尽皆知。“雾天不等于污染天”，北京空气质量“现在与以前比有进步”——有关部门的回应，在网上引来广泛讨论。同样的大雾天，有人看重宏观数据统计，有人突出微观污染感受。民众“焦虑”的背后，公共部门应该怎样有效沟通，才能得到普遍认同？

在诸多知名品牌速冻水饺陷落“金黄色葡萄球菌门”后，新版速冻面米制品国标中将这一项目从“不得检出”改成“限量检出”；生乳新国标中，蛋白质含量变为下降，每毫升中菌落总数标准提升……关乎消费者健康安全的新国标，到底是“进步”还是“开倒车”，谁来化解公众的食品“标准焦虑”？

因为“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的影响，公众对部分慈善机构、公益性事业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强。连日来，多个省市的血液储备纷纷告急。献血率走低的背后，大众“担心血液被牟利”的看法占据相当比例。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纷纷出台各种“限车令”的同时，出行难问题没有根本改善，在拥堵的道路和拥挤的公交间，大家每天都要做“艰难的决定”……

密集出现的“焦虑”牵涉诸多领域，引发争议之强、对政府部门公共决策的冲击力度之大，是空前的。“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不同层面上感受到了‘公共焦虑’之痛。”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郭巍青说，这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管理“阵痛”，这是发展必须要跨过的障碍。

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公共焦虑’的蔓延，表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共决策环境恶化，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社会管理能力被不断削弱，最终政府公信力和公众权益也会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