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记者注)。

而从3月20日至29日，万大娘的医药费又已花去1.6万元。与此相对，她仅有每个月310元的低保，以及作为共产党员一年1200元的生活补贴。

她66岁的女儿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丈夫也已离婚多年。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有三个女儿，老大是家庭妇女，“孩子太小出不来”；老二平时打点零工，现在日夜在医院陪床，甚至顾不上即将参加高考的两个女儿；老三在外打工，“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有时轮换来医院。短短20多天，一家人欠债近5万元。

“我算的钱都已经除去了国家医保负担的20%，我和女儿轮流管朋友借钱。”面色微黑、有高血压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眼睛。

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会成员张双兵介绍，像万大娘这样的“慰安妇”受害者，如今都已是80岁左右，甚至不少人9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生活保障堪忧。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这样在农村更苦。无人赡养、没有钱看病、营养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老，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80多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又已经难以站立行走，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里，要拖动柴火到屋里，另一位80多岁、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来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抓去的时候才10多岁，有一天好几个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经实在快要死了，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说：‘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慰安妇”受害证人中，王改荷、高银娥、赵润梅大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相继去世。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分援助。张先兔、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农村窑洞里。

2009年11月开始，石田米子她们联合数个日本市民团体，在山西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筹备举办“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罪行图片展”。在她们的努力下，16位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受害妇女的受害和斗争事迹，终于在她们的故乡展出。石田米子永远记得，开幕那天，满面皱纹的幸存者本人还有后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泪下。

“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所以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

在即将结束的展览中，有人留下了这样的留言：“看到展览又震惊又感动，向被害者大娘们表示敬意！”“万爱花大娘，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60年前的罪恶，大娘们现在依然在痛苦中生存。看了觉得很心痛，大娘们请继续活下来！”

石田米子女士介绍，这一展览今年秋天将预计在陕西师范大学展出，“此外我们也在探讨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