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志愿者在医院看望万大娘。

这个春天，日本东部发生的大地震、大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危机给全世界笼罩上了重重阴影。同样在这个春天，一群日本人穿过灾难的阴影赶来中国，只是为了一位病重的中国大娘。

这位中国大娘，叫万爱花。

病房里的相见

在中国民间对日二战索赔的漫长战役中，“万爱花”是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她被称为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遭受残害导致终生不育，1.65米的身高也变成了1.44米。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而找到她们、帮助她们站出来说话的，就是日本女士石田米子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她们从1996年开始，就在山西农村寻访日军侵华战争时期受害的中国“大娘”们，十数年如一日。

这次她们赶来中国，是由于知道了万爱花病重。病床上的万爱花托山西大学教授赵金贵给石田米子带话说：“这次我也差不多要死了吧，我希望达成的事还没实现，死不瞑目啊，还是想要拿这把老骨头斗一斗。”

考虑经费及工作等问题，此次来的日本志愿者并不多，有9名，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

3月27日下午，太原街头阳光很烈，很难打车，而日本志愿者们又没有雇车，长年一直参与“慰安妇”诉讼的川口律师一直迎着大风挥臂打车。送走了好几辆车后，她在迈下人行道时，一脚踩在台阶边缘，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半天无法起身。好不容易被搀扶起来时，她皱着眉头，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虽然一瘸一拐，但她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向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部走去。

在病床上24小时吸氧的万大娘看到日本志愿者进来，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镜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在病床边，双手握住了万大娘的手。她曾经在山西留学两年，在志愿者里经常担任翻译。病床上的万大娘向右边侧过头，无力地蠕动着嘴唇。记者也不能听懂老人盂县方言的低语，小林女士却能够翻译。

万大娘一开头问的是：“谢谢你们来，你们几时回去啊？”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日本志愿者轮流到病床前，握住了万大娘的手。

石田女士问起病情，万大娘抬起手伸出两个指头，反反复复说：“我要出院……不要治了……每天都花两三千，每天两三千……太贵了……”说着说着，浑浊的双眼渐有水光，说到最后摇了摇手，右眼一滴眼泪顺着面颊流进了枕头。日本女士中发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女士一直保持着笑容。听着听着，她伸手抚摸万大娘的头发。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头发，末端已经新生出了几寸的白发。

“以前我还到万大娘家，和她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林女士走出病房后才叹息说。

最后，在早稻田大学开设“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一个小袋：“我们有一位志愿者也正在日本住院，此次不能来了，她跟您问好，说要加油！这是大家送给您的‘幸福小猪’！”站在病床边的人终于都笑了起来，万大娘把粉红的毛绒小猪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