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的拐点 文明的流变 ——《四库全书》悲喜录
历史的拐点 文明的流变 ——《四库全书》悲喜录
作者：李建臣
传统典籍的集成
谈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典籍，人们一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四库全书》。1772年，乾隆皇帝颁布敕令编纂《四库全书》。为此，皇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各类典籍。朝堂360多位官员学者进入编委会组织编纂，全国遴选3800多位文人学士从事抄写。因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因收录典籍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字数8亿，内容涉及此前中国历代著作，故称“全书”。1782年第一部抄写完成，存放于北京故宫文渊阁，便于乾隆随时御览。1783年第二部抄写完成，存放于沈阳故宫文溯阁，便于乾隆回龙兴之地时御览。1784年第三部抄写完成，存放于圆明园文源阁，便于乾隆休假疗养时御览。1785年抄写完成第四部，存放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便于乾隆消夏避暑时御览。1787年又抄写了三部，御敕存放于镇江金山寺行宫文宗阁、扬州天宁寺行宫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便于乾隆巡幸江南时御览。
《四库全书》作为一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蕴含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思考、智慧和力量，确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理、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寻它的源头和血脉。因此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中华传统典籍的梳理和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数千学人历时十载，正楷抄写笔笔不苟，字体规范工整一致，煌煌七部如出一人，使这套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绝世珍品，也成为国家正统和文化根基的象征。
民族文化的戕害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四库全书》的编修过程又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一次巨大戕害。据载，整个编修过程共征集各类典籍12237种。朝廷以是否符合清室的皇家价值观为标准，对这些典籍进行了仔细甄别。凡被认为有可能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一律销毁。查阅相关统计资料（包括官方数据）可知，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被销毁的各类典籍大约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70万部，内容涉及历代著作。这里还不包括民间迫于恐怖气氛和形势压力自行销毁的藏书。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大量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孤本善本秘本禁毁本等珍贵史料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包括对明代皇家档案进行了全面销毁。由于这项工程属于朝廷强行征集，所以对藏存于民间的典籍几乎是一网打尽。
除了销毁，对民族文化伤害更深的是对古人典籍进行蓄意篡改，即对于不得不收录全书，但对其中部分章节、观点或词句感到不悦不爽的，则在抄写时直接进行删改。由于全书卷帙浩繁，篡改之处不留痕迹，所以究竟篡改了多少处，完全无法考证。鲁迅先生曾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历史学家吴晗也曾慨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通过篡改典籍蓄意误导人们对民族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实是一种令人无法宽容的历史罪过。
基于此，后人对乾隆以弘扬文化之名行文化禁锢之实、寓禁于征的行径每每予以抨击。联系到1757年（编修《四库全书》前15年）清廷实行闭关政策，1759年颁布《防范外夷条规》，闭关政策正式成为制度，乾隆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攘外后安内的圣意就昭然若揭了。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评价道：“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思想统治。”
满清作为外族政权，对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的禁锢和专制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最高峰。所谓康乾盛世百余年，正是恶名昭彰的文字狱盛行的百余年，也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百余年。与此前历代文化浩劫相比，这次“文化裁判”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化浩劫。
乾隆希望通过闭关锁国和禁锢人们思想来达到巩固爱新觉罗家天下的目的，自以为聪明和智慧，实则狭隘和短视。这既展露出封建帝王最大的私利之心，也体现出乾隆的历史局限。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岂是篡改几处文字和焚毁几本书便可阻挡？以皇权专制和文化禁锢为手段打造出来的“盛世”，必然是跌入深谷的前奏。尤其令人瞠目的是，连宋应星《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都在禁毁之列，统统付之一炬。明代《军器图说》详细介绍了各种火器军械的制造、使用和威力，图文并茂，并且直言“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然亦与其他科技著作一道被焚毁，以至于后世之中华，不知科技为何物。后果如何？历史很快便给出了答案。仅仅60年后，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就轰开了乾隆孙子道光的大门，撞碎了大清王朝的尊严，也使持续了数千年的皇权专制急转直下走向了末路。
工业文明的曙光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17—18世纪是一个历史拐点。在这个拐点，东西方文明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疾驰。大清国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经验教训基础上，加大力度朝着皇权更专制、思想更禁锢、子民更愚昧的新高峰“康乾盛世”迈进。而与此同时，西方则正在进行一场旷古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文艺复兴之花开始结出硕果。
在思想领域，以笛卡尔、培根等人的思想理论为基础，理性主义、启蒙运动风起云涌。霍布斯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洛克1690年出版了《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伏尔泰1733年出版了《哲学通信》，休谟1739年出版了《人性论》，孟德斯鸠1748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爱尔维修1758年出版了《论精神》，卢梭1762年出版了《社会契约论》，霍尔巴赫1770年出版了《自然的体系》，狄德罗1772年出版了《百科全书》（28卷），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康德1781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孔多塞1789年出版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在科学领域，以牛顿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代表，莱布尼兹、帕斯卡、费马、伽利略、开普勒、达尔文、赫兹、安培、巴斯德、法拉第等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
在工程领域，以瓦特1765年发明蒸汽机为开端，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纺纱机、织布机、铁轨、铁桥、汽船、蒸汽机车……相继出现；煤炭业、冶炼业、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启动和加速。工业技术革命一旦产生，便势不可挡，很快传遍整个西方世界，使人们告别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去拥抱工业文明的曙光。
在社会领域，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颁布了《权利法案》，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随即发布了《独立宣言》，1791年颁布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人权法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推翻了波旁王朝，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诞生了法兰西共和国。整个西方的君主专制制度就像疾风中的秋叶，纷纷土崩瓦解，飘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对这样翻天覆地的世界大变局，乾隆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处心积虑地盘算着如何加强皇权专制，如何禁锢思想文化，如何让子民更愚更顺，如何让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万世不易。如此逆历史潮流而思而动，大清王朝岂能不被现代文明撞得粉碎？中华文明岂能不在风云激荡中远离现代文明的中心？中华民族这艘航船岂能不触礁搁浅！
西学东渐的序幕
数十年后在举世皆醉之中，终于有一位仁人志士站了出来，睁开眼睛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他就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负责处理洋人贩卖鸦片问题。到任后，林则徐首先组织了一批知识分子翻译外国书刊。他把洋人讲述中国的观点和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以“内参”形式提供给王朝，同时创办报纸，大量刊发译自海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信息。特别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林则徐主持翻译了《四洲志》和《国际法》等系列著作，对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地理、历史、政情、法律等方面的状况作了介绍，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后来史学家魏源受林则徐所嘱，以《四洲志》为蓝本，编纂出了《海国图志》50卷，进一步拓宽了中华民族观察世界的视野。除了介绍西方文化，魏源还提出了许多改革的进步主张：“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并且对欧洲“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等各类民主政治制度大加赞赏。至于后来翻译家严复等人系统地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以及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虽有彪炳千秋之功，但亦无法遮盖林则徐、魏源开创性功绩的历史光辉。
是他们，让中华民族了解了世界，了解了现代，也进一步了解了自身。
（作者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