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教育，靠谱吗？

　　王立刚介绍，博物学一直是西方出版业的重要领域，在书店中，博物学图书会与文学、社科图书分别陈列，很多科学大家和著名学者亲自操刀写作博物学图书，“作者决不会因为自己是大人物就端着架子写得高深莫测”。

　　“任何东西的推动都得有基础，博物也不例外，不可能凭空造出个博物热。准确地说，是此时的中国社会需要博物学，我们只不过在恰当的时刻做了一点儿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近年来一直大力提倡博物学，不仅亲自写书，还参与了很多博物类丛书的策划工作，“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它同时提供情怀、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补充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种种不足。更多的人关注或者实践博物学这样一种形式古老、历史悠久的学问，努力传承、实践，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除了推动博物学图书的出版，刘华杰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面向本科生的选修课——《博物学导论》，近十年间，选课学生从最初的10人逐年增加，而2016年春季学期将达到100人。在博物学的课堂上，刘华杰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学生传递博物学的理念，而不是讲授知识，因此适当的户外实习必不可少。这种教学方法显然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不同，也恰恰体现了“博物”与“科普”在理念上的差异。

　　刘华杰说，“博物的范围相当广，涉及无穷多的知识。讲知识永远讲不完，也没必要，而且绝大部分内容我也并不擅长，我只对地质、植物部分有研究。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能够让学生有一种博物情怀，将来他们在某个岗位上工作时，偶尔会想到博物。”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博物学出版物会越来越多。”在刘华杰看来，虽然博物学受关注程度高了一些，但博物学教育的未来仍值得探索。

　　原创稀缺的尴尬

　　12月初，刘华杰开列了一份2015年博物学图书推荐书单。25种推荐书中，译著16种，中文原创书只有9种。在博物学图书出版重镇北京大学出版社，除了刘华杰的《天涯芳草》《博物人生》等寥寥几种原创作品，出版过的大多数博物学图书都是译著。译著多，原创少，阐释中国博物传统的新作尤其稀缺，是目前国内博物类图书出版的现状。

　　“大量译介西方作品而原创作品不多，不是出版者的人为选择，而是西方强大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使然。”王立刚认为，近百年来本土的作者没有受过传统博物学的熏陶，写作技艺和视野同西方作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王立刚担任过蕾切尔·卡森《万物皆奇迹》、缪尔《等鹿来》、巴勒斯《飞禽记》等书的责任编辑。在他看来，虽然近代以来西方的博物学也受到数理科学、实验科学的影响，退居边缘，但始终没有消失，很多科学家接续起博物学传统。国内引进的大多数经典著作都根植于西方深厚的博物学写作传统，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即使是卡尔·萨根、史蒂芬·古尔德、道金斯等人在写作很“硬”的知识性著作时，也都非常注意使其生动可读。王立刚说：“虽然评价博物学著作的标准主要还是依据其描述的细节是否准确，揭示的道理是否可信，而不在于其修辞、形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创新，但本土的博物学作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文学层面的水准。”

　　“国外的博物学著作是现成的，水平、地位已有定论，而且有一些已经过了版权期，这自然会吸引国内的出版社。”谈及原创博物类图书，刘华杰认为，“原创极为重要，早晚要走这一步，博物学繁荣必须本土化，但这很难。先了解西方的博物学发展脉络，无疑是对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掌握了相当的‘格局’，再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可能就好入手一点。至于阐释中国博物传统，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就是博物，但现在的‘国学’却很少涉及中国的博物。当然，研究中国古代博物学是非常困难的，我带学生做博物学史研究时，一开始也不敢碰这一块，将来一定要做的。”

　　在刘华杰看来，虽然现在国内原创的博物学图书不多，但并不是没有，刘华杰就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副教授付新华的《萤火虫在中国》赞赏有加：“专题性、细致的博物学探究在中国会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年轻人应当为自己独特的兴趣活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报记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