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10项重点任务，“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的优秀人才”位于重点任务前列。

　　方案的提出，能否真正破解“钱学森之问”，能否让更多一流人才冒出来？在前几期连续关注“高精尖缺”人才培养难的现状及原因后，本期力求探讨解决之道。

　　——编 者

　　●人才培养是需要时间周期的，换句话说，人才培养时不我待。等到发现人才匮乏时再培养，就已经晚了一步。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必须。“排排队、分果果”看似公平，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计划的实施效果，拉低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

　　●目前，我们高校培养的人才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对颠覆性的学术研究和技术突破不愿意或不敢投入，对今后几十年社会的发展变革趋势还缺乏清晰认知。

　　何为一流大学？一流人才是最重要指征。

　　可遗憾的是，尽管在建设一流大学的征程中，我国高校已经围绕一流人才的培养做了诸多探索，结果却仍与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及人民群众的期待有不小的差距。

　　比如，早在十几年前就参照国际一流高校经验，开展了通识教育的探索，但高校培养的人才的知识结构、知识面的广度与宽度仍有待提高；力求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几年前就已经进行了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相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但培养出来的学生依然缺乏创新意识，尤其缺乏对基础学科重大前沿课题的探索热情与原创能力。此外，国际视野不足、对国际规则了解不够，不够“接地气”、缺乏对行业领域的深入了解，也都成为困扰当前高校一流人才培养效果与质量的现实难题。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一流人才的成长？探究个中原因，缺乏一流的顶层设计、未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缺乏一流的评价机制与人才培养方案均为深层次的症结所在。

　　一流人才培养，需要一流的顶层设计

　　“目前，国际诉讼与仲裁越来越多，而培养胜任国际诉讼的专业高端人才，一定需要一个完善的人才战略与顶层设计。”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话中不无忧虑。

　　从2008年开始，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立本科国际班，强化国际化教学，此后，在2012年，又率先开设国际仲裁与国际知识产权硕士项目，邀请美国处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安全的首席法官、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来校进行全英文授课，同时，定期输送学生到国外接受国际仲裁项目的实战训练。尽管对比国内其他高校，清华大学法学院已经在国际诉讼高端法律人才培养方面想在前、做在先，但这两个人才培养项目设立过程中的诸多艰难，还是多少令王振民感到忧虑与无奈。从方向提出到反复论证，再到付诸实践，整整历经几年时间。而到目前为止，送学生到国际最高相关机构学习与实习，联系相关机构，筹措经费，都还更多依赖学院层面的努力，国家以及学校能提供的资源与渠道仍十分有限。

　　“人才培养是需要时间周期的，换句话说，人才培养时不我待，等到发现人才匮乏时再培养，就已经晚了一步。尤其是一些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专业人才，一定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提前部署，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采访中，王振民谈到。

　　“每每探讨一流人才培养这个问题，我们都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两弹一星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做出的重大贡献。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人都有留学经历，足迹遍布美、英、法、德、苏等多个国家，领域覆盖航天技术、核物理、光学、材料学、自动控制、粒子物理等多个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家对于急缺人才的提前部署密不可分。”采访中，许多学者不约而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在，看似高校、科研院所，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都在承担一流人才培养的任务，但在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与方向性上，仍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一流人才培养，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如何在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的基础上，保证效率，满足“高精尖缺”人才的培养需要，是多年来我国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难题。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这个难题在实际操作中，处理得并不太好，甚至在某些时候，“公平”与“效率”一不小心便成为“欢喜冤家”。以2010年开始实施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为例，这项初衷为培养各领域卓越人才的计划，从诞生之初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采访中，就有不少高校反映，尽管该计划覆盖工程、法律等多个领域，但是涉及院校过多，每所学校获得的经费有限，根本无法满足聘请师资、送学生海外学习等项目实施的需要。“排排队、分果果”成为公平，实际上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计划的实施效果，拉低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

　　再以几经周折的高校自主选拔为例，这项旨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升人才选拔效率的制度设计，从推行之初，便带着争议一路前行。十年来，始终面临着不平等竞争、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等质疑，本来不相矛盾的“效率”与“公平”，在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大背景下，无奈地被置于对立面。

　　而结合目前高考改革方案的实施，我们看到，保证公平的基础上，提升高校人才选拔的效率已是当务之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这一轮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的浙江，已经试行了一年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于备考时间长，准备充分，第一轮学业水平考试结果显示，考生成绩普遍较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分度下降，“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改革的指向是为考生减负，提升考生分数，但从效率的角度看，势必对高校的人才选拔，尤其是顶尖人才的选拔带来更大挑战。倒逼高校精心设计未来综合素质测试的方案，将真正具有特殊潜质的孩子选拔出来。毕竟，选拔是人才培养的环节。”某高校招生负责人介绍。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必须。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新一轮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启动，传递出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保证公平公正的同时，强化绩效导向，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一流人才培养，需要有一流的评价机制与人才培养导向

　　不久前，清华大学迎来综合改革启动一周年，这项旨在提升学校综合实力、提升一流人才培养质量的改革，实施一年来取得了不少突破：全球创新学院与清华大学—伯克利深圳学院成立，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步伐在推进；“学堂在线提供500余门课程的线上资源，MOOC教学实现教学的“以人为本”；以往对每一分的锱铢必较，到现在真正考察个性与能力的等级制学分绩改革；从原来相对封闭的人事制度到现在人才更自由的流动和生产力的更全面释放……作为综合改革试点院校，清华大学的改革方向可被看作高校未来改革的风向标。而回顾这一年的探索，科学的评价机制与一流的人才培养导向是改革的重要抓手。

　　其实，早在几年前，许多高校负责人深刻地意识到，当前一流人才的培养定位与往日不同，需要重新设计和调整。比如，我们培养的人才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对颠覆性的学术研究和技术突破不愿意或不敢投入，对今后几十年社会的发展变革趋势还缺乏清晰认知。必须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使得学生能够跨越自己的国籍和文化背景、站在整个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在工具性知识越来越多的当代社会，需要帮助学生掌握未来成长最重要的价值和能力，避免成才目标的功利化与庸俗化；目前我们培养的人才“均值”不低，但“方差”较小，必须要在个性发展上设计路径；目前高校的整体评价体系不利于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必须改变目前的评价体系与导向……

　　基于此，改变高校现行评价导向，成为高校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的当务之急。改变考核过繁，完全以论文为导向的考评机制，鼓励老师带学生一起瞄准国际前沿，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沉下心来潜心向学，进行探索性创新研究。通过制度建设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此同时，完善高校人事制度，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尤其是突破“以论文论英雄”的条条框框，吸引国际上具有多年行业经验的优秀人才进入高校参与一流人才培养，都需要高水平大学大胆实践。

　　当然，一流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同时处理好“育人”与“育才”的关系，“学好”与“好学”的关系，杜绝“短期功利主义”等，从根本上提供一流人才诞生的健康土壤。

　　一流人才的培养为系统工程，需上升为国家战略，需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规划，更需要高水平大学作为育人主体的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

　　《 人民日报 》（ 2015年12月03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