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面之二：迟到了7年的新学校

　　站在曼诺小学活动板房前，勐海县教育局副局长刘进喜意味深长地望着不远处快要完工的新学校，这所新学校迟到了7年。学校的活动板房教室和宿舍是汶川地震时县政府投入1600万元修的，原本只是作为临时安置用房，没想到一用就用了7年。

　　外出开会的时候，刘进喜经常跟别人吐槽，“我们县既不是贫困县，没有中央的转移支付撑腰，又不是富裕县，没有充足的财力保障”。的确，勐海县财政自给率在30%左右，虽然远未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但是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

　　“校安工程”、“薄改”计划，“全面改薄”、“初中工程”，刘进喜掐着手指头算，中央、省里一轮一轮资金下来，为什么山里的一些学校还是没有盖起来？

　　山上建学校不比平原，在山上平一块地都需要数万元，还要加上这些材料机器上山的转运费用。“一平方米1200元的建筑标准，在版纳如果可以做框架结构的房子，到了布朗山，2200元都打不住。”刘进喜有几次去省里做规划的论证时，都被一刀切的标准给砍了回来。

　　云南省电教馆馆长罗文说：“中央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很多都需要地方配套，地方掏多少，中央给多少，地方要是一分都掏不出来，中央的钱也没有。”

　　切面之三：教学点的存废之困

　　罗文见到周犁时，周犁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跟外人说过话了。

　　自己逼仄的小屋里，突然涌进了这么多陌生人，让周犁觉得无所适从。他埋头在床上收拾出一小片空地，让罗文坐下。

　　在昭通市镇雄县的一个教学点，带队来此调研的罗文见到了在这里扎了11年的周犁。

　　周犁的教学点在3个寨子的中间，为了照顾这3个寨子要上学的孩子，教学点离每个寨子都有10公里的距离。和新囡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孤岛。他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耕田种菜，一个月下一趟山，到镇里去采购一些生活品。从18岁来到这里，他的生活就和这里绑到了一起。

　　“在这里待久了，人的性格都会变的。”周犁把自己封闭起来，交流能力也开始退化。除了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周犁很少说别的话。在调研的第一天，谁也没能撬开他的嘴。罗文问他这11年是如何度过的，这个问题触动了他的心弦。他边说边哭，一个快三十的汉子，哭得泣不成声。

　　从教育的投入产出比来说，教学点是最低的。但教学点是不能随便撤的。“不能撤，撤了学生就撤了，不上学了。”在刘进喜眼里，每个教学点都是一个控辍保学的堡垒和阵地，“丢掉一个阵地，学生就会因为路远而做‘逃兵’。”

　　留住教学点，问题也显而易见。由于教学点的分散和偏远，让管理变得无处使力。“别说是教育局长了，镇中心学校的校长一个学期能将下辖的教学点走一遍就不错了。”刘进喜摊开布朗山的教学地图，20多条密集的射线穿过纵横的山梁，指向位于布朗山东南部的布朗山九年制学校，最远距离有几十公里。“仅靠一个镇中心校，是托不住这24个教学点的。”刘进喜说。

　　镇中心学校鞭长莫及，勐海县想出了一个将管理底盘下移的方法，在村委会设立村委会小学，由村委会学校直接管理片区内的教学点，每个月组织一次教师培训，上传下达，“就像‘支部建在连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