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铁腕“烹制”小国大教育

　　原标题：李光耀：铁腕“烹制”小国大教育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么做，人民会停留在各说各话、不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旧时代。”（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李光耀曾说：“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2011年，年近90的李光耀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他依旧在呼吁新加坡的双语教学。这项被誉为新加坡“建国基石”的教育政策，不仅为他赢得了身后名，也树敌无数。纵使如此，他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今，这位任性的老人闭上了双眼，带着他的执拗和坚持魂归天国，留下的却是一个小岛从禀赋匮乏、社会动荡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奇迹。

　　这是李光耀的胜利，更是新加坡教育的胜利。用李光耀的话说，是“牵着中国人的手，走向世界。”

　　语言的战争

　　1988年，美国《风云人物》杂志的记者特里华·肯尼迪对李光耀进行了一次专访，他问李光耀，作为政府领导人，最难作出的决策是什么？李光耀的回答，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及情感问题，例如语言课题。

　　1986年的新加坡国庆典礼戳中了所有新加坡人的泪点，庆典司仪用英语带动全场人一起歌唱。而20年前的建国之初，这还是一个大家唱着不同歌、听不懂同一个笑话的国家。

　　1965年8月7日，新加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地被联邦政府要求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此时的李光耀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带着200万人民，走上了一条没有路标、茫无目的的建国之路。

　　当时，新加坡多元种族的人民就像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虽然近在咫尺，却被一道道“玻璃”隔开。这些“玻璃”，就是由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多元语言构建起的文化樊篱。“当时的我上台演讲，如果只讲英语，那些说马来语和福建话的人，只能远远地站在篱笆外听。”李光耀回忆说。

　　独立之后，200万新加坡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生存？作为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新加坡只有加强英语学习，才有好日子过。

　　李光耀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独尊英语，必然导致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的沦丧。当时的新加坡人，尤其是华人，大多和李光耀的经历类似，都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必须努力保留母语来维持认同感。

　　因此，双语政策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建国基石。它既是教育政策，也是政治制度。

　　或许听起来很狂妄，但是，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国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通过双语政策，在40年间构建起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语言实验室。把星国从前英国殖民地，打造成多数人通晓英文，同时又懂母语的国家。

　　1979年2月，《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调整双语教育比重的政策。英文成为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到1987年，所有语言源流的学校不复存在，所有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语为英语。同时，大力发展第二语文，华人能精通华语和英语，马来人能精通马来语和英语。双语教育终于“体制化”。

　　为了延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脉，李光耀倡议建立了9所特选中学和15所特选小学，通过“特别辅助计划”和“华文语言特选课程”，让新加坡的华人学生不仅掌握了语文能力，也保有母族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工具。

　　民众对他爱恨交织

　　2013年，李光耀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双语教育。这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事业，正如书名——《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双语推广破立并举，其过程如开山辟路，要求把华文维持在第一语文水平的华人批评他；马来和淡米尔社群则担心华文受到过度重视导致自己被边缘化；忧虑华文课业太重的学生家长则不断向他施压，质疑的眼光甚至来自他的内阁同僚……

　　李光耀与其说是新加坡的总理，不如说是新加坡人严苛、偏激的“霸道父亲”。他用严刑峻法塑造出一个文明社会的外貌，用双语融通构建出文明社会的内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么做，人民会停留在各说各话、不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旧时代。”

　　正如一位年轻人在他的专栏中写道：“我们爱他，也恨他；尊敬他，也鄙视他；珍惜他，也厌恶他。”

　　推广双语过程中最受争议的，是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兴废。该校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族侄陈六使捐资500万元筹建。李光耀鼓励华族说汉语，是在不破坏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基础上。李光耀认为，以华文授课，侧重文科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不受雇主欢迎，经济腾飞需要通晓英文的人，这正是南洋大学所欠缺的。于是，李光耀决定将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3年12月，新加坡宣布全国学校将实行统一源流，华校不复存在。这项政策让华人社会忧心忡忡，许多人指责李光耀把新加坡教育英文化，导致华文教育被消灭。李光耀认为，华校不存在，不表示华文在新加坡消失。不以第一语言来教导华文并不会失去文化的根。

　　时间证明了他的判断。1980年，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只有26%，到了1988年，69%的家庭讲华语。李光耀的3个孩子也都是接受华文教育。

　　香港《亚洲周刊》在2002年曾用“孙燕姿现象”作为封面专题故事，推崇孙燕姿是中英文化教育的成果，具有双语的思维，东西方文化在她心中汇流，形成独特的“孙燕姿现象”。近几年，李光耀经常收到在中国经商的新加坡人的电邮，感谢李光耀当年“逼”他们学英语，他们今天在中国才有双语优势。

　　对现在的新加坡人来说，英语是工具语言，是获取英语世界知识的工具。母语是文化语言，传承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今，两者相得益彰，新加坡人应该感谢李光耀。而李光耀要感谢的，是他在回忆录扉页上写的“所有的语文老师”。

　　“小国寡民”的精英教育

　　适合“小国寡民”的理想教育，长得什么样子？李光耀用了30年，给出了精英主义的答案。他曾给理想教育画过“自画像”——“东方和西方的精华，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同西方追根问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0多年，新加坡经历了从被殖民的贸易站到金融中心与贸易中心的“非凡转变”，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种华丽转身背后，得益于精英教育。

　　新加坡也有过一段迷恋增长数字的岁月，为了普及双语教育，独立后的6年，新加坡在教育领域投入了6.54亿元，兴建72所学校，平均每月一所，提供了12.5万多个学位。

　　新加坡教学模式和学制的问题在1974年集中暴露出来。当年的全国小学离校考试，71049名考生中只有42152名及格，及格率仅有59.3%，六年制小学的辍学率一度高达11%。

　　当时的教育部长这个位置最不受待见，换得如“走马灯”一样勤。1975年，李光耀亲掌教育部，教育的种种问题，让他感到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他请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吴庆瑞协助，找出教育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案。1979年2月，吴庆瑞发表了《吴庆瑞报告书》，提出因材施教的观点，对学生进行分流，学习强和学习慢的分开学习。

　　1977年以前，新加坡的学校制度提供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前2年教育，学生参加相应的小学、中学、大学前教育三类学校的毕业考试，不合格者不允许继续留校或升入高一级学校。一旦掉队，迅速出局是所有学生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在因材施教思想指导下实行中小学教育分流制度。分流就是经过考试和考核，将普通教育中的一部分学生分流到技能教育序列，实际形成了普通教育与技能教育双轨制。分流时间为小学四年级结束、小学六年级毕业和中学二年级分源，零水准考试，A水准考试，共有5次分流。这5次分流决定了一名学生的学习，乃至一生的工作走向和发展前途。这一点，对中国近两年的教育改革有所借鉴。

　　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升入大学的学生都称得上是精英。对考试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国家发放奖学金，并送到哈佛、剑桥等世界名校深造，回国后作为政治领袖人才培养。新加坡前任总理吴作栋、现任总理李显龙，都是这种教育制度的产物。

　　李光耀倡导的精英教育体制，近年已被“发掘每个人才能的教育”取代。新加坡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从2003年开始，其教育理念是：帮助学生发现他们的才干，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潜能和今后对学习的持久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