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组题为“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的图片在网上流传。事后经证实,所谓“讹诈外国人”不实,涉事大妈的确被老外撞倒。

从单起事件来看,未经核实就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不符合以事实为第一要义的新闻准则。然而,此前社会舆论近乎一边倒的对大妈假摔的质疑,以及一些甚至上升到老年群体道德素质的讨论,却反映了不实报道以外更深层的问题。

以南京“彭宇案”为开端,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就成了问题,随着该不该给老人让座、“广场舞大妈”等话题的出现,社会信任问题却渐渐转为对老年人社会道德的质疑。四川处罚“讹人老太”一事后,一句“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感叹甚至一时形成共鸣并得到快速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媒体为什么会有前述的主观判断和不实报道也就不那么困难。

今天,“大妈”已经不再是一个中性或亲切的词汇,尤其在“中国大妈”的语境下,这样的标签多少夹杂着嘲讽与戏谑。包括老年人该不该在上班时间挤公交在内的许多讨论,不仅在发端之初就是个伪问题,还加深了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从道德讨论蔓延开的,是一种更广泛的对老年人的舆论污名化,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回到道德层面来谈,很多说法也并不能站住脚。

一方面,客观而言,体现在“彭宇案”、“讹人老太”里的道德问题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呢?事实上,任何道德问题都应该放在整个社会层面去剖析,老年人未必具有更高的道德素养,同样的,指责老年人的年轻人,也该发现自己身上的道德缺失。

进一步来看,既然问题不限于老年人,为什么会形成对老年人的一边倒质疑呢?这其实与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变有关。在传统社会,经验是社会传承的纽带,一个人的成长与习得基本来自于长者的传授,彼时人的地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增高、巩固。老年人既是社会形象的代表,也对社会发展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商业消费与技术创新时代,经验本身成了需要被克服和打破的对象,相应的,老年人的社会影响力也在逐渐下降。从消费权到话语权等不同方面,都可以看到中青年人的影响和掌控,这个时候,他们对老年人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整体”判断。与此同时,老龄社会的到来,更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在生活不同层面与青年人的“交错”,又极有可能加剧两个群体间的冲突,进而形成了一种对老年人的有失偏颇的判断。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青年人的一些“厌老”情绪,我们应视其为与老龄化社会相伴的,老年人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资源分配发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可反过来看,正是老龄社会不可避免的到来,需要我们重新摆正老年人群体在这个社会的位置,无论是福利服务提供,还是消费日用品供给,都要有针对性地考虑到这个群体。老年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果总是把老年人当作社会沉重的负担,其实也是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消解。放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尊老传统的国家,这种观念虽无新意,却值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申。

编辑 黄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