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想照进现实－－解放思想、推动修法从粗疏到缜密，映射中国改革开放变迁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完成了刑诉法的第一次“大修”。

据顾昂然介绍，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刑事犯罪的日趋复杂和执法环境的变化，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补充修改。

“比如很多新型经济犯罪的出现；跨省市流窜作案犯罪大量增加；涉及境外犯罪增加；律师队伍不断发展，需要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方面积累了新的经验等，都需要刑诉法做出修改完善。”顾昂然说。

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与法制原则不相适应的问题。耄耋之年的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是刑诉法两次修法的核心专家。他回忆说：“改革开放不久，我陪着国外参观团到北京一个法院观看开庭审案。‘这是军事法庭吗？’外国人突然发问。原来，我们法官身上穿的不是现在的黑色法袍，而是类似军装的服装，头上还戴着‘大盖帽’。”

不仅是服装外观，当时的庭审方式也是“纠问式诉讼”，存在“先定后审”的问题。检察院起诉后，首先由法院预先审查，认为定罪没有太大问题时，才会开庭。法庭上不是控辩双方举证，而是法官直接讯问被告人。如果被告人申辩自己无罪，法官会说他“不老实”。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为修法者提供了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机会。陈光中说：“第一次修法前，我们考察了意大利改革刑事诉讼的制度，他们的庭审改革吸收了英美国家的‘对抗式诉讼’。意大利一位专家说－－‘不改不行，保障人权是世界潮流。’”

1996年对刑诉法首次修改，大胆吸收了先进经验和做法。修法向着保障人权、更加公正迈进：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检察机关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改革死刑执行方式；增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吸收“对抗式诉讼”，改革一审审判方式，法官居间裁判，当事人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辩论、质证……

这次修法在刑事强制措施、侦查手段、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立案管辖、庭审活动等诸多方面，作了重要补充修改。陈光中认为，第一次修改刑诉法是成功的，并且为以后的修法积累了有益经验。比如，注意惩治犯罪，同时也注重保护人权，努力做到两者的统一；在立足国情的同时，也吸收国外的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