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启迪未来－－打击犯罪、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刑诉法从无到有，闪烁人性光辉

程序－－蕴含公平与正义；程序法－－捍卫公平与正义的规则。

“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

1979年－－“拨乱反正”的关键之年，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诞生之年。

那是一个急需确立规则让社会恢复秩序的年代。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回忆当初制定这部法律时的背景－－十年动乱期间，随便抓人，刑讯逼供，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制定刑诉法就是为了打击犯罪，防止滥行逮捕、拘留，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的情况发生。秉持这一指导思想，法律制定者夜以继日投入到立法工作中，还会同有关政法机关相关负责同志、大专院校专家学者，就立法当中的问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诉法等7部法律。重整社会秩序，终于有了可供执行的规则。

顾昂然说，当时起草刑事诉讼法，是要从司法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而过去我们强调实质问题，不大讲程序。因此总结“文革”的教训－－“一是不放纵坏人，一是不冤枉好人”，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这部法律的制定。

打击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虽然当时“人权”这个概念不为很多人所知，但是在立法过程中已经清晰体现：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有权委托律师等辩护；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结束动乱，人心思法、人心思治。当年的立法者中很多人受到了“文革”的迫害，对于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尤其重视。

最早的刑诉法草案的任务主要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后来改为“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并增加重要原则，“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草案中把“搜集”证据改为“收集”。顾昂然说，“文革”中往往首先定框框再去搜集证据，是主观的，而“收集”是客观的，是把客观事实“收集”起来。同时也不是只收集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

顾昂然说，“文革”结束，社会需要回归正常秩序，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加紧出台包括刑诉法在内的一批法律，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大家可以遵循的制度规则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