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建设不可能以春运为目标,如果那样,春运过后将有大量运能闲置。”中国铁路博物馆原馆长贾本义认为,那样做是个极大浪费,国力承担不起。

观察春运难,必须跳出交通运输的视角。

剖开这场被国外称为“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迁徙”的内核,你会发现:交通问题只是表象,春运本质上是个“发展中问题”。

透过喧嚣冷静思索可以发现,春运的积极一面是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3亿劳动力资源中,有5.9亿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走上自主择业之路。而同期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正好接纳了这股庞大的进城务工流。

“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现实国情:今年春运31.58亿人次的客流量,不是中国春运客流量的顶点。在未来20年内,伴随城镇化率提高,春运人流将持续增加,突破40亿人次只是个时间问题。”许光建教授说。

春运还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

“更多的人口袋里有钱了,买得起票,回得起家。尤其是农民工收入得到改善。”许光建教授说,这显示国家从2004年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活动以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还有一股正在壮大的游客队伍颇受关注。有北方人南下过冬,有南方人北上看雪,有城里人下乡度假……这是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升后,生活方式从“定居的文明”向“移动的文明”的转变。

“前些年衡量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现在则是旅游指数。”江苏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周晓平说,“挣更多的钱,游览更多的地方,几乎成为一种潮流。”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春运现象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张扬。

“春节中流动人口持续增加,还折射出家庭凝聚力增强,社会思潮朝着中国传统核心文化回归。”多年从事春运工作的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刘晓明说:“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凝聚力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必然跟着增强,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优秀文化。”

观察春运难,不得不触及经济社会的深层矛盾。

统计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目前的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

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

为什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国民待遇还给农民,早已在理论上达成“共识”,而进展却如此缓慢?主要原因是利益结构固化其中的城市制度,排斥外来农民工,理论界称之为“城堡意识”。

“春运难”只是城乡二元结构内在矛盾的一个方面。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姑娘相亲。”他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

“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永江表示,如果资源仍然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

来源:新华网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