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