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乣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乣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