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的范例

倘若严肃讨论“华盛顿共识”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专家们也难于用短篇幅来解释清楚。

除了斯蒂格利茨的严厉抨击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意见：

支持者说，不是“经”错了，是和尚把“经”念歪了，这话很像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负责人杰弗·

另一种声音是，希望再多一点时间想一想，是否“华盛顿共识”真的错了，关键的是，中国提倡市场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也都错了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中国不是“华盛顿共识”的例外，但中国肯定是“北京共识”成功的范例。

正是在“华盛顿共识”的诸多教训中，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灵活的、自主的发展模式。

用一个例子说明。以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被西方学者误读。崔之元认为，“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独特探索，比如，国有经济正在市场中逐步健全和发挥着作用。”

他说，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方向是正确的，首先要解决7.4亿就业人口，而国有经济只能解决百分之十几，最高峰也没有超过20％。各国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发展非国有经济不可，这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的公有制经济还在发展，而且有质的飞跃。他批评有些人把“国有”与“民营”变成对立。

他以香港为例。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地区，其中税率低是重要因素，假设香港与北欧地区税率一样，对创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有阻碍。“为何香港税率低？”原因在于香港政府有一块公有资产———土地。政府有计划的批租土地，通过市场竞争报价，得到土地公有资产在市场中的收益，这才是税率低的原因。在香港，公有资产和民营的经济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

中国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益也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只有0.7％，到2004年达到17％，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不仅是参与者，还是最大的受益者、推动者之一。这些成功都不是照搬的结果，中国贸易自由化是根据自己的发展能力，特别是自主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与调整。

1980－1990年代，凡是复制或者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失败了，被称为“国家失败”，意指国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导致市场不能发挥作用。而中国领导人应对“华盛顿共识”的负面影响，则提出“新发展观”、“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的新构想，这就显示了“北京共识”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看到，现实中国“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正在逐步缩小，“北京共识”正在开始出现，而且“影子”的面积正在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共识的“共识”

“共识”这个词容易使人望词生意，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强调说。

虽然相对“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都代表着另一种发展观，但实际上三种“共识”都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共识”。

严谨的学者认为，“共识”应该是描述性的，也需要标准化。“华盛顿共识”做到了标准化，但缺乏描述；“北京共识”虽有详细的描述，但缺乏标准化，“如果仅仅是描述性的则很难变成真正的共识，恰恰是对矛盾的总结并提升到一定标准化问题和某一种目标的时候，才可以成为严格意义的共识。”汪晖在评论“北京共识”时说。

无论是缺乏现实描述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缺乏标准化的“北京共识”，都不能因为使用了“共识”这个词，而使我们忽视所有的现实矛盾和问题，从而不能真正指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中外专家们却达成了共识的“共识”：每一个国家应该找到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国情，允许在框架下做出自己的选择，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

它是符合逻辑关系的。全球众多国家不可能复制一种发展道路，甚至也没有一致性的发展目标。在全球众多国家中，发展目标不同而发展道路相同，这好像没有先例。“如果有共识，那只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美国老是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不要互相妨碍，宽容原本不就是美国的文化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说。

“形成共识本身存在独特性的普遍主义。”汪晖这样认为，每一个人和社会都是独特的，由于独特，所以可以形成普遍性。

不仅仅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而且任何独特性都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界定，一种共识，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人们对“华盛顿共识”不满意，是因为一个不加限制的私有化或者是市场化，所造成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危机，也是普遍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共识的存在是对相对普遍的危机而言。一定意义上，共识，不等于普遍的共识，也一定会有矛盾和冲突。
　　对此，雷默对没有达成对“北京共识”的“共识”也表示很认同。也许，没有共识的“共识”正是一个新的“共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