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原题为《战略学者眼中的“北京共识”》

“共识”的冲突

“北京共识”更强调的是创新和平等的发展，这两条与“后华盛顿共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识”多了一条“国防的自主”，保证独立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上可能。

“后华盛顿共识”不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即：“发展的目标不是，并且也不应该是纯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准的可持续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发展”。

社会生活中人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交圈。今年1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访问了泰国，泰国总理他信告知，凡是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形成同属“Class　of　1997”(1997级)的共识。这所学校名叫“亚洲金融危机”学院，校长是国际金融组织，修业年限始于1997年，毕业日期参差不齐。显然，大多数国家已经渡过金融危机，但是有些国家由于储蓄率极低，正在忙于向IMF还借款，尚没有实质性的超越。

无论处境如何，这些饱尝“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影响的“1997级”学生们，在各自承受危机压力与痛苦之后追问：“我们已经感受痛苦，但何时才能收获？”同时开始反思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与资本账户自由流动之弊端。泰国正在寻找公平发展的途径，比如在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建立“人民银行”——在全民范围内推广“小额贷款”，普遍化企业家精神；在马来西亚，停止了资本账户的开放，重新进行控制。很多国家也都在作政策性的调整。

“1997级”深受“华盛顿共识”之苦，并完全倒向或者加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批判阵营。在探索下一步发展道路选择时，“北京共识”的载体———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华盛顿共识”的“三剑客”

“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只是华盛顿第15街、18街、19街的共识，并非是华盛顿所有人共同的认识，斯蒂格利茨这样说。这三条街分别是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在地，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三剑客”。后期斯蒂格利茨故意将世界银行从“三剑客”的行列拽出，是因为世行加入到对“华盛顿共识”批评者的队伍中。

没有人否认美国是“三剑客”的核心，而代表美国政府与IMF、世行打交道的正是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长才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总裁”和“行长”的老板。

美国在IMF有17.469％的股份，在世界银行有16.858％的股份，而最初成立时达到25％。“由于美国是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最大股东，按照其投票决策机制，世行和IMF两个机构作重要决策时，只要美国人反对就几乎无法通过，而美国认可的决策基本就能推行。”前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董办顾问、现财政部官员王冰说。

显然，美国财政部是这两大机构作决策的基础。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任期未满即退出，原因是“受不了”。熟知他的人认为，他的行为方式是典型的学者类型，非常独立又直言不讳，美国财政部不喜欢这种方式。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任美国财长期间，“假如观点不一致，直截了当打电话把世行行长叫到财政部训斥一顿，从不争论对与错”，斯蒂格利茨说。依据不成文的规矩，通常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事实上，与现实美国和欧洲的分歧相比，整个1990年代华盛顿“三剑客”渡过了长长的蜜月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英国出现私有化浪潮，‘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版本，发展观惊人地一致，前所未有地达到共识。”王冰说。正因如此，1990年代在世界银行供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政策清单，迅速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理论。

威廉姆森当时为了解决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十条处理危机建议。比如，如果你要发展经济，就要开放经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资本自由流动、私有化等等。令威廉姆森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政策清单当时竟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内，不仅成为帮助那些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而且最终变成IMF对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拉美、亚洲、非洲)借款的条件，甚至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

通常，一个国家将要或者已经发生危机才向IMF借债。“历史上中国只在1980年代初期向IMF借过一次钱，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率很低，几乎不能满足三个月的进口需求。一般而言，发生危机的国家向IMF借债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很低，但是IMF的药方却很猛，只要借钱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方案改革，谁来借钱都是这张药方，无论是拉美国家还是亚洲或者非洲国家，一方吃遍天下。”王冰说。

“后华盛顿共识”的破与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严厉批评首先来自于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斯氏还形成了“后华盛顿共识概念”(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前不久，他在清华大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其研究成果，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似乎更像是清算。

●在1990年代，所有遵循了“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经济打击，比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到了2002年、2003年，“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无是处，在这种假定基础上，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合适的，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何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相应提出的政策建议都被反对。

●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工具上。例如，技术不断进步，市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效率，而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其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取得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虽然IMF说需要更大的安全网，但它却未正视经济不安全的因素———包括资本市场自由化。长久以来，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现并且经验也证明它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IMF还是继续鼓吹自由化。IMF不去关注“华盛顿共识”的不足，而是一味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不足。

●有人推测说，源于缺乏透明度(他们似乎忘了，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北欧国家最近也发生了一系列危机)，软弱的金融机构应受谴责，但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能发现软弱的金融机构，那么发展中国家还有什么可指望呢？由此看来，美妙的建议是空洞的，事后他们总可以找出出问题并且列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做什么的长长清单。清单中的观点自然是不错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改善大有裨益———但人们逐渐明白：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分析，才是“华盛顿共识”政策设计背后的关键。

斯蒂格利茨的上述观点刚出现，约翰·威廉姆森立即回应：“当严肃的经济学家攻击‘华盛顿共识’时，世界都会普遍解释说这位经济学家应该有其理论依据，以反对教条式的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利用以及贸易自由化。”斯蒂格利茨的“理论依据”恰恰来自于他的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斯蒂格利茨到过许多国家，目睹了发展中国家前前后后的各种失败———尤其是危机，从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俄罗斯危机，到阿根廷危机。

在拉美，遵从“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危机连连，连被IMF评为A＋等级的阿根廷也未幸免于难。总体看，拉美国家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五年的人均收入下降。除此之外，这些国家的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在非洲，轻信市场魔力的代价也同样沉重而真实。例如，IMF强加的政策条件往往过于狭窄地集中在农产品价格自由化这一点上，而政策有效施行的先决条件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投入和产出机制、信用可获得性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过分坚持导致了“组合谬误”：一个国家扩大出口能获益，但许多国家都增加出口只会导致价格的崩溃；金融部门的改革也过多着眼于让市场决定利率，这其实导致了长期的高利率，但信用可获得性并未得到改善。

斯蒂格利茨总结性地说：“实际上，‘华盛顿共识’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到了最后，这一模式未能通过大多数国家的适应性基本测试。”他认为，若说华盛顿共识还有成果的话，那至少多数国家的普通公民至今还没能享受到，像玻利维亚这样的“华盛顿共识”的早期追随者，这些改革只给国家带来了更多风险，并未同时带来国家迅速恢复的实力。

“后华盛顿共识”不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即：“发展的目标不是，并且也不应该是纯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准的可持续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发展”。

正是基于此，斯蒂格利茨认为，第一，仅仅局限在“华盛顿公识”的框架内是不会出现成功发展战略的，需要以重要和实质性的方式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讨论；第二，“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国家有效的政策用到另外国家未必管用；第三，经济科学尚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以就特定领域的政策达成广泛共识，如果有一种共识正在浮现，那就是———各个国家可以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很难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战略，但仍有一些原则和工具可应用于各国。

“在探究每个问题时，我希望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引用陈词滥调。这些流行观点通常既未扎根于理论也非基于经验，但却长期主导着人们对这些领域的讨论。”他总结性地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