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权国家往往以“民主”为由遏制中国的国家发展权利，如果我们将这种指责放入国际通用的语境中分析，就会发现，正是这些霸权国家扮演着反民主先锋的角色，而中国则对国际民主原则有着最强烈的诉求。比如“自由贸易”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目前与西方大国经济合作时最需要维护的基本权利。

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贸易可以正常进行，但当这种贸易涉及战略产业的时，这个原则就会在霸权国家那里变的一钱不值，他们就会不惜动用非民主的特别手段阻止这种贸易的继续。再比如，“海上通道使用自由”，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原则，但恰恰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世界主要海上通道，扮演国际海上警察的角色。主权平等，更是当代国际民主的最基本的原则，但正是自称“民主”国家的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同时又向台湾地区输送武器并以此阻止中国主权的统一；同样还是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反恐为由悍然打击伊拉克并巅覆其民选政府。

再说“民族主义”。现在不少学者从维护“民主主义”的立场批评“民族主义”，并将二者对立起来。其实，在近现代通用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孪生概念，近代史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与时俱生的孪生兄弟。

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民族自决权”，它是“人权”的集合概念。这是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国际民主体系中的重要概念。理论上讲，民主的，必然就是民族的。因为普遍的国际民主价值是以一个个鲜活的民族个性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当民族自决权升华为其最高政治形式即国家主权，其间的个体人权也就让渡给与国家主权相适应的公民权时，民族自决权也就在其民主权利实现后随之消亡，“民族”在其自觉选择的国家中就蜕变为一种文化形式。

这时，民族性也演变为国家的个性。“民族”与“国家”，在英文National 一词的表面意义上是合二为一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民族后国家的递进式蜕变关系的。西方国家就是沿着“民族—国家”的道路，通过反封建斗争发展而来，东方国家在这条道路上不仅有反封建而且还有反西方殖民压迫的内容。所以，在现代语境中，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一定是强烈的民主主义者。

同一语境下反观中国，就会发现，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既是一个追求国际民主的过程，更是一个是宣示中华民族个性的过程。中国捍卫国际法赋予中国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谈不上对谁构成“威胁”。中国曾与麦道合作制造大飞机，在麦道被兼并之前双方合作的很好，我们很满意。但当双方合作进入关键技术领域时，美国CIA就开始插手，他们要求麦道与波音立即合并。其时，按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与麦道合作本无可厚非，按商业利益原则，麦道经营得也很好。但到关键技术环节，而这种技术又涉及到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时候，美国CIA就不答应了。 这是还小事，如果是大事，我相信美国军队就会直接插手。

前阵听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新闻，我心里不喜反忧，因为我们在海外利益上，与西方大国比，几乎没有什么自卫能力。今天那些相信自由贸易原则高于国家战略原则的人，真有些乌托邦式的天真。对西方国家，尤其对美国而言，只要影响了它们国家的战略利益，其军方或CIA就会出面阻止。即使他们不阻止，在美国掌握着整个国际海运通道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根本不能保证来自海外的中国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崛起尚处在自卫而非进攻阶段，而且还是处在自卫力非常弱的阶段。而在现代法权语境中的自卫权，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民主权利。因而，中国自卫，尤其是中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自卫，根本不是对谁的“威胁”，而是一种针对国际霸权的，因而是民族的民主权利的国际申诉。在这方面，中国实际上拥有巨大的道义优势，得道者多助，我们要学会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法权语境来申诉和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利于在国际间说明中国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