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社会公共良心的使命

记者：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集里面就这样咏叹过，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题。这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全人类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个人觉得，近些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文精神整体有些隳沉，在全民价值观体系建构中贡献不多，不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关怀。在当前剧烈的社会裂变和市场洪流中，不少知识分子自身也处于困惑迷茫和价值断裂状态，并在边缘化中自我矮化为一般民众，也汲汲于一己之私利诉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约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论“救人”，将大众从价值迷雾、困局中拯救出来？

陈立旭：人文知识分子既然以弘扬人类真善美为神圣使命，就应自觉担当社会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会、批判现实应更多地从公共立场出发。尤其对自身的利益诉求，保持应有的自省精神、距离意识和超越能力，才能激发起正义感、责任感以及主动干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如果任由一己私欲膨胀，就会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难以准确把握批判对象，更无法在市场功利价值急速扩张的情势下，建构起可以安顿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园。

记者：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不仅终极价值目标丧失，连基本底线也频频失守。某些经济学家已经变异为特定利益集团如房地产商、垄断行业、权贵群体的吹鼓手，沦为联手哄抬高房价、贬大众为房奴的“帮凶”。一些证券分析师也卷入几方合谋的利益漩涡，充当通过设套做局搅动股市浑水的幕后推手。而在文化艺术领域，一部分影视导演“有奶便是娘”，蜕变为制片商呼来唤去的哈巴狗，而导演又把不少演艺新星变成自己 “潜规则”的对象。如此这般，又怎么能身体力行荣辱观，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陈立旭：可见，唤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复起独立精神，从而引领草根大众重建价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众自发点燃的道德火种应予呵护

记者：草根大众自发的价值建设尤其是道德行动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们更重要、更有广泛性。他们理应成为道德中国建设的主体。最近几年，一大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迸发出巨大道德热量，以星星之火点燃了道德的灯塔。王顺友、丛飞、洪战辉、谢延信、徐本禹……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唤醒了许多社会成员的良知，让高层文化人士和官员都心生敬畏。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疑是传统文明礼仪之邦道德复兴的全民总动员。相对其他道德建设推动方而言，民间、草根身份开展的道德重建，将从根本上推动道德体系的内生性、原生态复兴。鲁迅先生90年前发表的《一件小事》，表达出文人的自省和对草根道德的赞美，迄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陈立旭：不仅文人要反省，一些党政部门也应反思。我们长期以来道德宣教中空洞说教色彩严重，一味树立高大全式道德标杆，结果收效甚微，民众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顺友、洪战辉这些由民间挖掘出来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真实性，源于人性的内在美。

记者：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允许的平凡境界。蕴藏在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通过民间自发宣传和必要的政府引导、呵护，就会放大为强烈的主流社会心理，形成爱憎褒贬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风。

陈立旭：民间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义和可学性，因此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应把关注的视角投向普通人，使模范人物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大众媒体告别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平民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视和各地卫视参与式评选出的“感动中国”人物，带给国人心弦久违的颤动。这种媒体道德行动在多少趋于冷漠、功利的社会底色抹上了一层暖色和亮色，社会反响无疑是良好而经久的。

陈立旭：道德规范是一个发展的范畴。比如，志愿者与各种民间公益组织的涌现，就是时代一大发展。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升华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确立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奉献我快乐”的现代伦理原则。

记者： 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几百万，汶川大地震废墟现场也有志愿者与灾区困难群众“扎营万帐同凉热”的动人身影。可以预见，志愿服务和公益组织NGO将成为未来引领道德复兴和创新的时代先锋。面向未来，我们应当预见，无论是道德中国复兴，还是价值世界重构，都根在民间，根在人性，根在传统，根在发展！

编辑：宁波 来源：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