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关于事物与行为美丑、善恶、是非评判标准的基本观念。共和国60年社会大变局必然催生价值观大变革。在未来，亟待推进与市场经济互补互促的人文价值体系建设，用人文“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很显然，这是一次关于意义和理想的集体求索之旅，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和草根大众引领同行，在漫漫征程撒下一路驼铃。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陈立旭教授，最近就这一话题，从市场与人文互动视角，与半月谈记者展开了探索性对话。

市场大变革撬动国人价值观大进步

陈立旭：说起60年间国人价值观念发展进步的亮点，最耀眼的莫过于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平等意识的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记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推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变迁的精神动力。许多人迄今还有一种怀旧情结，总觉得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单纯，全社会价值认同感很强。当时涌现的一大批英雄、模范、榜样，如雷锋、焦裕禄等，共同点亮集体精神的灯塔，照耀着一代人在集体大熔炉里面去感受自身价值的存在，如鱼不离水，瓜不离秧。

陈立旭：然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个人利益往往被当作“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私心杂念”等的同义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公”与“私”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等不断受到了抑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把社会的整体需求、利益与个体的需求、利益对立起来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同时，肯定个体需求与利益的合理性，全社会在评价、取舍时，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记者：无疑，这种利益取向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陈立旭：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求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内在动力机制。当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一个社会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后，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便有了制度保障的土壤。与利益意识显著强化相伴随，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也强化了人们的自主、自强和平等、公平意识，这已成为中国人主体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

记者：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工厂，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计划经济将生老病死都包下来，使单位人逐渐形成了缺乏自主性的依赖意识；缺乏流动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心理；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强化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

陈立旭：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主的经济，市场主体是独立的、自我决策的。像下海热、跳槽、自主创业热等现象以及个体户、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等各种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无不反映出“我的事业我做主”的新潮观念。而且，市场条件下，人人在契约关系中实行等价交换，客观上需要摆脱家长式的干预，打破过去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把人们置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人们也更加注重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这些强化了国民的自主、平等意识和公平、正义观念。

记者：与市场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又给当代中国人注入哪些新鲜的价值观念呢？

陈立旭：工业文明哺育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惜时意识、成就意识。工业化的快节奏催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工业经济价值观念，必然动摇传统的时间文化。工业化进程还强化了以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农可以观天色而知雨晴，老年人往往具有权威。而在工业社会，许多工作已不是仅仅凭直觉和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要求人们确立以能力为本位、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