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转型三：从重国富转向重民富

记者：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福祉。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国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齿相依？

魏杰：刚才说过，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一大症结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现了国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中等收入者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开放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并没有富起来。我曾提过，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决国富问题，而今后三十年则要以解决民富问题为中心。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记者：未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应出台哪些深化改革举措？

魏杰：关键是重塑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倾斜。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同时，将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不仅要将国家财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还要将国有财产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会保障（例如可以将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而且，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

魏杰：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记者：总结共和国60年民生建设得失，要提升13亿人的幸福指数，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软肋问题将来亟待解决呢？

魏杰：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围，并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居民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居民公共消费产品主要是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关注民生，虽然要对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满足个人消费的弱势群体提供个人消费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消费的保障。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些公共产品的投资，扩大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记者：是否可以说，人们在公共产品享受上的免费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状况越好？

魏杰：是这样。同时，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公共消费的支出比例，也是评价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改善民生呼唤财政支出体制的转型，也就是从过去那种以生产性经营投资为中心的生产性财政，转向以公共产品投资为重点的公共性财政。当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发展转型四：从资产泡沫化到去泡沫化

记者：资本化无疑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但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防范资产泡沫化的形成，是否与未来中国经济命运息息相关？

魏杰：这确实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进程，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将来要稳定这两大市场。

记者：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服务而不是损害或冲击实体经济为前提。你认为，资产泡沫化对实体经济会带来什么危害？

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严重下滑，拖累到与房地产相关的51个产业。在2007年年初，我们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现在看来，应将资产价格与CPI、PPI一样，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记者：将来如何在资本化进程中防范泡沫化冲击？

魏杰：必须依靠立规则、勤疏导和巧隔断三方组合联动。立规则，就是构建合理的资产价格估值体系；勤疏导，就是推动灵活有序的流动性转移；巧隔断，就是设计有效的外部冲击应对措施。

记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什么警示？

魏杰：我想特别指出一条，应该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经济体制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我国2007年的教训也应该记取。明明股价已大大超越了市盈率的正常界限，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因为资本大鳄有贪婪的冲动，而且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无度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极易形成“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房价也如此，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投资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贪婪的利益驱动下，还在唱高房价。大多数住房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风逐流。

记者：很显然，须彻底实现信息公开化原则，才能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公开化，促进信息对称化，也理应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魏杰：是的。而要制约贪婪，最关键之举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建立在应有责任基础上的。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严厉制裁，乃至身败名裂。

编辑：宁波 来源：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