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到2008年我国GDP已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前瞻今后6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就这个全世界热议的话题，有“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访谈。魏杰认为，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已走到历史转折关口，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潜伏着一些风险与危机，“中国式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集中凸显。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本身也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时间和程度不同而已。魏杰在访谈中提出，将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景气的长盛不衰，必须理性直面和推动发展模式四大转型，即应对高成本、启动消费、民富优先、去泡沫化。这四大转型堪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生死兴衰之命门。
发展转型一：从低成本时代转向高成本时代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开发出过预警。那么，高成本时代将在多长时期内、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和发展大势？
魏杰：过剩经济与高成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相继遭遇的两次大挑战。在新中国长期的严重短缺经济中，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中国企业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一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战。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影响还要深远。原来预计，这一时期在２０１５年到来，而根据各方面的统计观察，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足足提前了１０年。
记者：为什么会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现和信号？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资源瓶颈明显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竞争力实际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体现比较优势，也即成本优势。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低成本时代宣告结束。而对此，中国企业普遍心理准备不足，应对无方，最终陷入困境，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记者：低成本时代一味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已走到尽头，应当终结。我记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我国就把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并列为两个转变，当时许多官员和学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齐观。为什么中央早就看准的解决之道，却在执行中一直受到抵触呢? 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是政绩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这些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体制障碍。
魏杰：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必须形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不仅要加强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价格更能够反映市场稀缺程度，从而对资源高消耗的经济主体构成利益约束。
记者：高成本时代的中国企业怎样谋求新优势呢？
魏杰：企业应对高成本时代，无外乎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要从核心技术创新、非核心技术创新、资源性技术创新中，选择切合自身的技术创新路径，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资金，深化体制改革。
另一条路线是通过企业自身的各种努力和改革创新，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的获得。如摈弃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挺进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产业，推动自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建新的增值、赢利模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核心竞争力，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如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各类服务业、玩具制造业等，这些企业主要应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非生产环节增值模式的调整来获得收益。
记者：应对高成本时代，除了企业经营战略创新，政府要调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就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如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决乱收费。此外，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宜的公共产品，选择时机适当减少税负。不过，企业也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会成本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压不下来的），企业自身的信心和行动更重要。
发展转型二：从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内驱型
记者：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风光无限，近两年为什么愈来愈遭诟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已接近40％。国际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迟早要出问题的，本身潜伏着“胀死”和“憋死”两种危机与风险：在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旺盛时，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会将你“胀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则会将你“憋死”。我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的企业萎缩倒闭，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出了问题，1997年东南亚同样经济泡沫破灭，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
记者：人们现已认识到这一弊端和祸害。中央近年的宏观调控明确强调，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这一轮保增长，不是保原有传统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魏杰：不过，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较弱。诚然，投资与消费相比，见效快。保增长，人们往往首先关注投资，然后在抑制增长快速下滑的基础上，有效启动消费，最终全方位启动内需。这种选择并不错。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二者都不可取。
记者：为什么投资拉动型同样难以维系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呢？
魏杰：内需的启动最终要依赖于消费，也只有将有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
记者：当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给今后埋下哪些隐患？
魏杰：投资包括民生投资，其投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企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公众。要注意民生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所谓“政绩工程”；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第三，在民生投资中，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第四，民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保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受惠也不会太多；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
记者：扩大消费内需，喊了多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明消费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要比投资启动大得多。
魏杰：启动消费，包括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等三种形式，涉及面广。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也必须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内驱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