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地尊重文化创作的规律,这对中国文化、中国电影,是绝对正确的一条路。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冯小刚说。王轶庶 摄
冯小刚:我的两个梦想,都是为了国家好
冯小刚将喜剧精神和世俗精神、平民精神植入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产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电影范式,他本人及其电影成为中国传奇的实证和象征,是一位连续高票当选的民选的文化英雄,他是中国梦的代言人。
□本报记者张英
冯小刚小时候的梦想是到电影院画海报。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够从美工变为编剧,最后成为中国人都认识的导演。
6月27日,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现场,冯小刚对白岩松敞开心里话,小时候他们全家几口人住一间房,他的梦想就是他们家能住两间房。另外一个就是想要一辆自行车,因为他周围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辆自行车。
很多年过去了,冯小刚都没买上这辆自行车———他直接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有许多房间的别墅,还有了自己宽大的私人工作室。
刚刚为《唐山大地震》选景归来的冯小刚,很感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现在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我们国家环境干净点,蓝天多一点；另一个梦想是“希望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他说他的这两个梦想“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当文艺兵、画电影海报
南方周末: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冯小刚:我们那时候肯定是说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当时只有工农兵这三样。因为我们是那个年代,你不可能说我想当一个科学家,或者想当一个艺术家。那个年代,你要说这个,你就不对了。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画家。小时候我就喜欢画画,从小学画到中学,一直在学校的美术组,每次走过电影院,我特别羡慕站在架子上画电影海报的人,那时候的电影广告全是画的。北京有几个电影院的电影海报画得特别好,我特别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画电影海报的人,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实现的愿望。
南方周末:1978年的时候,当一个文艺兵容易吗?
冯小刚:我那时候就是冲着当文艺兵去的部队。靠着自己的特长,通过正常的征兵进了部队的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在一个舞美队里做
舞台美术,画布景。京剧从样板戏以后,在舞台美术上和话剧、歌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很实的布景。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画画。这个舞美队里,美术组里有很多画得很好的人,大家平时在一起,就画文工团里的学员、模特,或者出去写生,所以心思不完全在工作那儿,实际心思在绘画的练习上。
我当时非常满意,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了,目标达成了。
南方周末:你参加过画展么?
冯小刚:那时候全军搞美展,我也参加过。然后有了全国美展,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够参加全国美展的话,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全国美展要求高,除了有特别扎实的基本功外,同时还要求有创作的主题什么的,而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学习绘画的阶段。
那个时候你要想挣点外快,就给一些文学刊物什么的画一些插图,能挣点钱。画一幅插图七八块钱十块钱稿费。当时我提干了,一个月才挣五十多块钱,如果你要画了两幅插图,就多将近一半的工资,这二三十块钱稿费,挺重要的。
南方周末:你现在还画海报么?好像《天下无贼》的海报是你画的。
冯小刚:对,我的电影,我都会设计电影海报,完全是自娱自乐。现在每部电影,都会有几款海报,但发行商他们会喜欢那些明星大头的海报,有商业卖点。我设计的海报,他们不喜欢,觉得不够商业。
编剧比美工地位高
南方周末:为什么不到廊坊武警学院当参谋长,而是转业去了北京城建总公司工会做宣传?
冯小刚:1984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最开始的时候被分配到西直门粮食仓库工作。在实地考察以后,我回掉了这个工作。后来,政府又重新给我安排工作,我不愿意离开北京到廊坊武警学院当参谋长。那只剩下北京城建总公司,他们是当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每月奖金就一百多,办公地就在木樨地,他们还答应给我一间房,加上我还是做宣传工作,所以就去了城建总公司。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想当编剧呢?
冯小刚:和美工比起来,编剧的位置比较高。在一个摄制组里,美工在我看来别人就拿你当一工头,把美工叫过来:你把这桌子、椅子都搬出去,咱们要那种沙发,你们搬过来!没有人去真正地重视美术这件事,摄影就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美工就要和道具什么的在一起。他觉得是一工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通常摄制组会忽略了美术在这个影片里真正的核心价值,但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编剧就不一样了,制片人、导演很重视剧本。在我们那个时候,编剧是拿稿费,收入比摄影、美术要高得多。天长日久,在剧组呆多了,慢慢我也开始写剧本,认识了郑晓龙、王朔、赵宝刚以后,我就开始写剧本了。
我实际上是想当导演。如果你做了美工,做得很成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导演,但如果你的剧本写得好,又很了解摄影或美术,大家认为你不是一个生瓜蛋子,有可能做导演。
南方周末:进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工作难吗?
冯小刚:还好,那个时候郑晓龙还是挺支持我的,因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并不是学院派聚集的地方,里头有学院的人,更多就是在那种社会实践中,从工厂、农村、部队来了一批人,所以它是一个不拘一格的地方,也正是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创作方向,就使像我、赵宝刚这些导演,有一个机会,而我们这些人抓住了机会。
好编剧可以当导演
南方周末:从编剧到导演这一步容易吗?
冯小刚:非常不容易。你想做导演,不可能上来别人就相信你,就把一个组交给你,那么多钱交给你,那个时候导演就是由单位的领导来指派,那首先要满足人家,比如说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人,而你是业余的。
但编剧没有人去管你,你自己愿意写,你回家写去吧,稿纸,你可以自己去买,商店里有卖的,然后你写的剧本大家说行了,投稿给电视剧制作中心、电影厂文学部,编辑看了觉得不错,给部主任看,部主任看完了觉得不错,给上面的摄制部门领导看,他们说可以拍,哪里需要怎么改,这时候就会给你租一个招待所,买下你这个剧本请你修改。如果剧本不行就退给你了。如果是约你写的,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剧本写完了不合适,也会给你稿费。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导演的?
冯小刚:我没写几个剧本,跟郑晓龙合作的《大撒把》、《遭遇激情》,后来写《编辑部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做导演了。第一个导演的戏是一个上下集的电视剧,我、赵宝刚、郑晓龙,三个人一起联合导演,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后来又联合导演了好多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等。
我独立执导的第一个片子是《一地鸡毛》,刘震云写的10集电视剧,开始是张元导演,因为他搞地下电影,广电部看他别扭,后来这剧本落到了我和王朔的“好梦公司”手上,当时投资人都找好了,我捡了个便宜,就做了导演。
南方周末:怎么导的第一部电影?
冯小刚:根据王朔小说《永失我爱》改编的电影,这是我拍的第一个电影。我拍了《永失我爱》之后,王朔说他想拍《我是你爸爸》,自己当导演,找我来演。我原来是做导演嘛,王朔是第一次当导演,所以在现场我替他张罗,有的人可能会以为那是我拍的,其实导演是王朔。
我是个可以受委屈的人
南方周末:一个圈外人,进入影视圈难吗?
冯小刚:对我们一般初入行的人,开始比较在乎圈内前辈的认可,但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圈内的人的评价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观众对你的认可。圈内人不认可你,你该出来你也出来。
因为圈内人的认可,有很多时候都是两面话,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这个圈里头的人和其他行业一样,有一些人是真心的对一个新人的出现,他持扶持、赞赏的态度,还有一大批人,你跟我没关系,就进影视圈当导演了?他甚至有一些嫉妒成分在里面。
南方周末:哪些人是你的贵人,对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冯小刚:一个人能够把事情做成的过程中,你肯定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扶持,这是肯定的。比如我,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关键时期,在关键的环节上,遇到了一些关键的人物。比如说从剧本上,王朔、刘震云、刘恒,这些第一线的作家,还是给我输送了很好的剧本。其实还输送了一种他们在文学上对电影非常有影响的理念和思想。
从制片这一块来说,比如说像郑晓龙,他当时是我们的中心主任,破格使用了我、赵宝刚等人,在做导演这件事上,使我入了这个门。
再比如说在我连续几部电影、电视剧作品被枪毙之后,我也赶上韩三平和张和平这两个关键的人物,他们非常看好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支持我的片子能够顺利地通过,能够问世,这也是很关键的。
在我后来拍贺岁片的这一段时间,王中军、王中磊这兄弟两人,也非常关键,有他们俩这样从财力上强有力的支持,让我能够拍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不是像那些制片人,仅仅为赚钱,就会跟你说,“小刚,你就拍喜剧,拍喜剧,还是拍喜剧”。
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实际上都不希望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它是一个创作,你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你希望能不断地尝试不同的方向,做不同的作品出来。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制片人,他相信你,他愿意下这样的赌注。所以,在我的每个环节、每个时期,都有非常好的有力量的人,来托了我一把。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努力呢?比如善于受委屈,为人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冯小刚:当然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这么多年走过来,肯定是有很多的挫折、关卡,有些人就会容易灰心,丧失信心,我不干了。他受不了这个气,也受不了这委屈。
我是可以受委屈的人,没问题。遇到对我不公正的时候,有挫败感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我开始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脑子里想,小子,你等着看,我一定就把这事情给做成了。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导演,在电影上你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冯小刚:我觉得中国电影的题材更宽一点,更多样一点,风格也应该更多样一点。我理解,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长期以来,它习惯了把关,审查,否则的话他们不踏实。但我们从一个民族电影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更长远地看,我觉得这种审查,这种把关,如果过于僵化、教条的话,对电影的创作是十分有害的。
我很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哪怕我没有赶上,我希望看到年轻导演能够遇上一个真正的思想解放,使中国电影呈现出非常的活跃、多样、丰富。
南方周末:再来一次改革,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冯小刚:粉碎“四人帮”这么多年了,其实这种“左”的思想遗毒还在,就是有一些望文生义的、听起来都非常可笑的那种审查意见。我希望领导们能够有更大的智慧,想一想怎么把中国电影搞上去,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怎么样才能够丰富多彩。我觉得特别高层的领导,他们真的是有科学发展观的,我这还真不是吹捧他们。
比如说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人也在问我,“导演,你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不是说你自己说我是国际电影节,我就是国际电影节,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一个电影节不能说就是你习惯看的东西,它应该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电影,它们都到这儿来展示导演的创作和才华,你这个电影节才能有影响力。按照现在这个思路做的电影节,无论你招待得再好,你做的外部的这些东西再像那么回事,它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
我们这个国家在走入市场经济之后,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但是经济起来了,在文化领域却是滞后的。我希望文化领域能够加速发展,思想改革,对外开放。如果我们今天谈梦想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
南方周末:去年的时候,刘震云说,《温故1942》有上马的可能,为什么还没有提上议程?
冯小刚:震云在有些方面很成熟,在有些方面很幼稚,他写《温故1942》,他能够写得非常地深入、非常地大气。但是关于《温故1942》能不能够通过这个问题上,他又表现得非常地幼稚、非常地单纯。我没有他那么乐观。
我曾经像他那样乐观,以为可以拍了,但后来我知道,不太可能。有些人认为,所有消极的东西都不是好的东西,都是不应该拍的。
可是,你看看《红楼梦》是积极的吗?《红与黑》是积极的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积极的吗?它们都是消极的。如果你用积极和消极来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是欠妥当的。
我承认,积极的也有好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都是不好的。当你来拍一个电影,让别人了解、认识这个民族的时候,他可能是用一个这民族的灾难,让你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民族。它的方式不见得是积极的,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它是积极的。
其实,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一直拍那种贺岁片,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跟我的电影作品比较远。但是我觉得,凡事还得有点良心,我应该说点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