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

“就中国的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与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曾经指出的“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样，对今天的粮食生产，何康依然强调科学。

1978年3月28日，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说：“只有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中国农业高速度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正是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种子技术。在中国的粮食增产中，优良品种起着重要的作用。1973年，袁隆平正式宣布“三系法”杂交水稻诞生，拉开了中国水稻大增产的序幕，平均亩产增加20%，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种良法的影响下，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了72.4%。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遗传学、有机化学、矿质营养学说、水循环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催生了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五大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耕地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足以证明科技对粮食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何康说。

“从长期的和战略的角度看，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何康回忆当时，“中国1976-1985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就是说，每年平均增产要近1500万吨，要比前28年平均年增产量翻一番还多”，实现十年规划的指标，任务是艰巨的，“为了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必须大力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在上述全国科学大会上，何康明确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全国进行气候、土地、水利、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为开垦荒地和建设农、林、牧、副、渔基地提出最适宜的区划方案；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集中应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在盐碱、红黄壤、水土流失、风沙干旱地区，建立综合治理低产田的样板；建立现代化的作物和牧草品种资源库，加强品种资源搜集、鉴定、保存和利用的研究；建立种子公司，承担良种繁殖和推广任务；加强对生物遗传、生态、生长发育以及生物固氮和光合效率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为了加强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工作，这次大会决定将现有的中国农林科学院重新分成农业科学院和林业科学研究院，并筹建水产科学研究设计院。同时提出要办好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研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自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委员起，何康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或城市郊区，并在财力、物力及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上，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

为了提高各级农业行政领导、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何康倡导在农业部直接领导的7个重点农学院，开办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而，又在北京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聘请第一流的教授讲课，何康带头听课，并主讲《农业现代化》课程。

“科研成果的转化也非常重要。例如当时全国有中低产田五六亿亩，各有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如土质问题，太黏的，就需要掺沙，还有土壤改良、测土施肥等。”何康发动广大科技人员，有计划、分步骤对诸如南方红壤土的改良、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设与改造、水产养殖乃至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等开展工作。

尽管农业科技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还不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60%～80%；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以及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等。进一步来看，存在着科研、推广、生产三环节相互脱节，一方面农业科研不能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研究。

“关键是我们对农业尤其是农业科技的投入还很不足”，何康表示。

在1993年获“世界食物奖”之后，何康以20万美元的奖金为本金，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助学金，用每年的利息收入开展农业国际交流，为培养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教育人才提供必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