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规律

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呕烂，”何康至今记忆犹深，“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何康说。

“物质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主观、唯心是不行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的做法，浮夸风在粮食问题上的教训太深刻了”，何康表示，“当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忆当时，“必须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摸清家底。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税时越说越小，要补贴时又会越报越大；有的地方是上报与实际两本账。我建议开展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特别是要摸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家底，当时农委主任万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数量，二要分清质量，将全国的耕地按质量分等划级；另外，还有水、可垦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气候等资源的情况，全国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何康说。

1979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在会上，何康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不同类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何康兼副主任。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有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这项工作集合了国家各个部门的力量，最后几乎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要保证粮食生产，另一关键是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土地，我们测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说，“而且中国的耕地真正能旱涝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国家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为胡佛坝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绿洲。像我国的南疆地区，有很多高山雪水，应通过兴修水库，发展农业。”

从19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更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客观来看，取得了重要成绩。

时至今日，何康回忆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科学问题。1978年中美开展农业交流，我特别请郭凤莲参加了赴美的中国农业代表团，看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