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复兴(1977—1991)

“文革”结束，中国步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电影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脱胎换骨的30年。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了纲领性文献《祝辞》，他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吃了这颗“定心丸”，艺术家打消了顾虑，艺术实践与探索空前活跃，观众也踊跃看片，1979年，观众人数达到293亿人次，中国电影开始强力复苏。

新时期艺术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破除银幕上的虚假之风，因为在此以前，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偏离了现实主义航道。在短暂的徘徊以后，艺术家开始拥抱现实，拍出了一批新鲜的立诚的写实电影，这也是把观众请回到电影院的一条捷径。其实，真实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台阶，也是最坚实的一个台阶。因为滕文骥、杨延晋、郑洞天、吴天明、谢飞、吴贻弓、黄蜀芹、胡柄榴、张暖忻、黄健中、颜学恕等导演的努力，中国观众恢复了对电影的感受力。他们关注人的命运，反思人的价值，他们是中国电影文化重建的见证人。《小花》、《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邻居》、《沙鸥》、《城南旧事》、《人到中年》、《喜盈门》、《红衣少女》、《青春祭》、《巴山夜雨》、《乡音》、《归心似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湘女潇潇》、《黑炮事件》、《野山》、《老井》、《人生》，这些作品都是勇于反映社会现实，有力表现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上富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尤其是谢晋的“反思三部曲”：《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既对得住时代的真相，又与民众的呼声相回应，借用列宁称赞托尔斯泰的话来说，谢晋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生活的图画。

但是艺术家很快就不满足于仅仅做一面“时代的镜子”。这时，第五代横空出世！“第五代”真是生逢其时，这是一个需要文化英雄，也是能够产生文化英雄的年代。“第五代”导演在“广阔天地”里经受过磨难，使得他们对生活的认识更加全面。机遇加上自身的才华，使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等人在中国影坛呼风唤雨，他们是新时期电影最大的获益者和推动者！《一个和八个》打响了第五代电影的“第一枪”，张军钊将尊严感和纪念碑式的凝重注入到平凡之中。《黄土地》的出现使多少有些暮气的中国电影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不靠戏剧性场面，但影片不失充沛的高贵和节制的深情，更为可贵的是，《黄土地》对正统的皇权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八十年代艺术家的创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电影深入地反思传统文化。不管是石破天惊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还是温文儒雅的《孩子王》，电影人都有很多担当，那份完全是从身体里分泌出来的忧患、情感和诗意弥漫在意蕴绵长的故事中。《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以张艺谋电影为代表的中国电影，把自己的文化反思、文化寻根溶解到传统的习俗里，在国际电影节上刮起了浩大的“中国风”。二是在电影语言上的革新。理论家李陀和张暖忻导演发表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被称为“第四代艺术宣言”的长篇论文，直接引发了年轻的艺术家对电影语言创新的强烈冲动，他们执着追求电影艺术自身的表现力和造型感，不完整构图、画外空间的拓展、人物造型的突破，中国电影的影像品质被大大改观。这也代表着一种电影思维方式的转变，它凿开了一条路，为中国电影人继续前行敞开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