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60年，是变革的60年，图新的60年。

当我们回顾6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时，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电影的蜕变和新生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从电影的内容、样式，到生产、营销方式，都在不断的变革中。革故鼎新，上下求索，新中国电影人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新的人物，新的世界”(1949—1966)

新中国电影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推陈出新

随着国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一支由来自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原国统区影剧工作者组成的电影队伍汇聚在一起，新中国电影就此拉开序幕。拍摄基地有了，人马齐备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拍什么？其实，当时整个文艺界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将来的道路如何走？作为能够承载强大意识形态功能的电影在迎接新时代的时候，也势必面临一次新的抉择。我们的文艺不可能继续走以往的道路了，因为原先的反帝反封建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崭新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确定了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和今后的行动纲领，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自然延续，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方向契合，这是贯穿十七年电影创作的一条“红线”。新政权对电影的社会作用高度重视，它要求电影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强有力武器。毛泽东主席劝告艺术家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此对艺术家来说，首先要面临着一次思想改造，来适应新的形势。

如何完成从旧电影到新电影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实现关于新时代的美好想象，“人民电影”成为一个突破口。1949年4月，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这是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的第一部体现工农兵方向的故事片，《东北日报》为此片的上映特意配发了社论《预祝人民电影的光辉前途》，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以自己的工人阶级为主角，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斗争为主题的影片。”生活的实感，加上火热的政治热情，使《桥》成为一部旗帜性的作品，它的价值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含量，因为它催生了“人民电影”的文艺实践。有意思的是，三大电影基地之一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新中国生产的第一部影片是《农家乐》，一工一农，一南一北，昭示着新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而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新中国电影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51年3月，在全国26个城市举办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集中展映了以《白毛女》和《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20部故事片和6部新闻纪录片，这些以觉醒了的农民、工人、战士为主角的影片，风靡大江南北。周恩来总理欣然题词，称之为：“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人民电影”新在哪里

其一，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成为电影的主旋律，电影艺术家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种实践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经济建设时期，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我们的电影反映的就是在实现工业化道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新人和新事。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五朵金花》、《老兵新传》、《阿诗玛》等影片，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与当时的艺术家坚持艺术规律，并沉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汲取营养有密切的关系。现实主义、传统文艺中的抒情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其二，当时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有远大抱负的，要使电影走向广大人民的心灵，使观众的精神境界从感伤、哀怨、低沉变为欢欣、雄健和豪迈，重铸中华民族的灵魂。这类作品是由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承担的，它们艺术地再现了1921年建党前后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革命斗争事迹。这里面的一大批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已成为“红色经典”，像《白毛女》、《董存瑞》、《小兵张嘎》、《青春之歌》、《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中华儿女》、《风暴》、《大浪淘沙》、《冰山上的来客》、《新儿女英雄传》、《渡江侦察记》、《红旗谱》、《铁道游击队》、《上甘岭》、《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红日》、《暴风骤雨》、《洪湖赤卫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娘子军》等，精品之多，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大批擅长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的导演，像成荫、崔嵬、凌子风、苏里、谢铁骊、李俊等，是直接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过来的，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感情、生活的质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是有说服力的。

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和解放了的人民一样，充满了高涨的革命激情和旺盛的创造精神，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将电影艺术形式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结合起来，立志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主义电影。可惜，“政治本位论”严重束缚了十七年时期电影工作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完全施展出艺术抱负。“文革”的到来，又把电影引向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