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亲历者薛成栋

薛成栋

薛成栋告诉记者，“当时沸腾了，大家伙脑子就空白了，不知道想什么，眼泪都掉下来了，现在想起来，也很激动那个场面，我们觉得中国人民，确实经历了百年的遭遇，过着牛马的生活。”

薛成栋生长在当时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当过童工，参加过罢工，进过日军的监狱。新中国的成立，让这个经历过苦难的中国人的命运彻底改变。1949年，薛成栋作为中央团校的一个学员目睹了开国大典。薛成栋说：“叫我遇上了，这是我这一生的运气，太好了，要不到中央团校，学习二期，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感觉到自己，很走运，很走运气。”

薛成栋的爱情也随着开国大典之后的报告会而来，在大连市里组织的一次青年报告会上，坐在观众席里的一个20出头的姑娘看上了这个从北京刚刚回来的文化人。薛成栋的妻子说：“他给我们讲课，我就认上他了，哦他是中央团校回来的干部。”

结婚十余年，家里有了4个孩子，而此时的政治运动开始爆发，1969年，薛成栋老两口被下放到盐场当工人。几个孩子都在农村接受锻炼。薛成栋说：“我四个孩子，都没有赶上考大学，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不考大学，停了，小平同志，恢复考大学的时候，我这几个孩子，都过这个时间了，后来要考，我说算了吧，人家孩子能到工厂干活，咱的孩子不能干活吗，当时还有个情绪，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儿女，再当干部了，文化大革命，遭这个罪，受这个折磨，干脆咱的子女别当干部了，就当工人干什么都行，还有这么个心情。”

80年代以后，各行各业都呼唤具备科学技术文化的人才，孩子们在工厂工作也面临着知识技术更新。薛成栋觉得，自己从前的想法有偏差，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主题，个人知识水平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薛成栋觉得自己也应该给孩子甚至孙子做一个榜样，补习文化，纠正以前的做法。在58岁时，他参加了大连市的电大考试。薛成栋表示：“全市我是第二个年龄最高的，戴着花镜参加考试，老师觉得挺奇怪，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大岁数考，完了到我跟前看，卷子答得怎么样。”

最终，薛成栋和他的4个孩子都拿到了成人教育的大学文凭，孙子也考上了大学。薛成栋觉得自己这一生经历的波折很多，但是随着祖国的强盛和安定，他们老两口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薛成栋退休之前，担任的最后一任职务是大连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他处理最多的就是食品卫生这些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提案。薛成栋说，不管一生经历了多少波折，他都要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韦士平与薛成栋一样，现在也住在大连。1949年的十月一日，当时韦士平，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