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网大：
身份特殊，与官、商、黑社会勾结
在煤炭产业的“黄金年代”，那黑黝黝的物件是各方必争的目标。从煤企改制、整合、兼并，到煤炭审批、开采、监管，再到与煤炭相关的配套设施，都有巨大的寻租空间。
坐拥资源的“煤老虎”，则运用“既是商人，又是官员”的特殊身份，在和商人、官员、黑社会等各方周旋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利令智昏，巧取豪夺，为自己编织起了一张张贪腐网。
2014年底起，我国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掀起反腐风暴，半年中有18名高管被调查，大多数涉及与商人勾结。如集团旗下中国神华原副总裁华泽桥滥用审批权，伙同不法商人共同牟取暴利;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文江、旗下宁煤集团高管刘宝龙等分别收受灭火器工程承包商贿赂、向承包商索贿等，进而引发乱象——一些私人老板打着灭火工程旗号大肆采售煤炭，甚至谎报灭火项目。有的灭火工程层层转包，事故频发。
“煤老虎”们与贪腐官员亦结成了腐败联盟，相互包庇，各取所需。当白培中家中被劫的消息捅出后，所有人都认为，白培中在劫难逃。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事被大事化小，当时仅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据《财经》报道，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曾要人压缩涉案金额。事后，白培中除了送上钱款，还送给金一幅价值千万元的画作。
他们也没有放弃在集团内部“敛财”的机会。时任河南鹤煤集团董事长李永新，就因帮助下属公司负责人王瑞林在改制中占有公司股权，获利价值329 万元;郑煤集团原董事长孟中泽，则收受集团组织人事部原部长祁某某20万元购房收据、20万元现金及礼金，并助祁提升一级，任命为郑煤电公司总经理(副厅级)。
与此同时，有的“煤老虎”还和黑社会联系紧密。如晋煤集团就曾给涉黑犯罪组织输送巨大利益。
事实上，很多“煤老虎”与官员、商人甚至黑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彼此交叉，将贪腐网撑得更大。如刘建中落马后，其与山西“黑首富”张新明交好，“关系很硬”的消息被曝光，据传张还亲自接待刘派去的人。此外，与刘建中有联系的还包括原副省长杜善学等，杜善学之弟杜善堂正是刘的前下属。如今，这一大帮人都已接受调查。
危害大：
一句话或致重大损失
在煤炭企业缺乏监管，一把手或关键人物“只手遮天”的情况下，“煤老虎”贪腐或履职不力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
2014年初，李永新因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涉案金额竟高达7627万余元。这些犯罪行为，都发生在李任河南鹤煤集团董事长期间。
此前一年，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原副总刘仁生因贪腐被判处死缓。他被称为“刘三多”，即房多(仅在京城就有5套房)、受贿方式多(包括索贿，交易型、分干股型、合作投资型、特定关系人收受型受贿等)和钱多。对刘涉案金额，目前尚未披露，但此前消息称数额极其巨大，其死缓的刑罚可为一证。
很多时候，因“煤老虎”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亦让人痛心。有内部人士称，“煤老虎”们或因错估形势，或出于私心，在谈判桌上退让一步，对方就可能在一个项目上多获利几千万元，损失很难挽回。
事实上，“煤老虎”们的管理失策常常与搞腐败并行，引发严重后果。如中央巡视组指出，在刮起反腐风暴、多名高管落马的神华集团，国有资产流失存在于煤炭生产、经营、销售等各领域。而据河南省委巡视组披露，有数名高管被查的阳煤集团，存在“资金管理失控，大额资金投入领域浪费惊人”等严重问题。
结合煤老虎的“四大”特征，有河南学者总结称，他们落得如此下场，症结在于四个“不匹配”：客观上，现实的政治生态与风清气正的理想局面不匹配;部分煤企封闭、粗放的经营模式与转型升级的要求不匹配;煤企的地位，管理者的权势与受监管程度不匹配。主观上，则是“煤老虎”的操守与应有的素质不匹配，“根源还是太贪。”
就在李永新被调查当晚，其曾主政的煤企门口响起密集的鞭炮声。老百姓说：“其他煤矿有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大灾害，鹤煤是六害，还有一害是李永新!”
国有煤企存在的问题，很多都是垄断行业的共性问题。要将“煤老虎”们的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除了继续加强“打虎式监督”、巡视监督、推进一把手决策失误追责，还要充分发扬班子成员之间的议事民主、决策民主，发挥职代会、工会等的作用。
国有煤企腐败困局，怎么破?
新年伊始，河南郑煤集团原董事长孟中泽案一审结果公布，孟因受贿523万余元人民币及美元、欧元等为他人谋利，获刑15年。这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对国有煤企而言，这个冬天亦很难熬。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全国90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了500亿元，同比下降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已经达到了95%。
从十年前的高歌猛进，到现在大面积亏损、腐败频发，部分国有煤企究竟出了哪些问题?又如何破解它所遭遇的腐败困局?
三大因素引发严重腐败
熟悉煤炭行业情况的时政观察者陆思敏告诉记者，如今，一些国有煤企之所以出现“高台跳水”，腐败“塌方”，与三方面的因素分不开。
首先，高速增长掩盖了国有煤企的某些体制性弊端。
“从2002年起的10年，煤价飞涨，国有煤企具有政策、技术、体量等方面的优势，一度赚得盆满钵满。然而，也出现了不少体制性弊端。比如，企业或整个行业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与独立性，靠煤吃煤，对面临的形势预判不足，准备不充分;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没有从企业中剥离出来;没能有效发挥一线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等。”
另一方面，行业里盛行的“能人治企”模式，掩盖了企业在干部管理上的严重腐败。“这10年来看似领导能力强，企业效益好，但管理上却问题重重。从客观上看，各项制度漏洞多，约束不到位，执行中弹性过大;从主观上看，这些国有煤企一把手多说一不二，强势专断，很容易见利忘义，铸成大错。”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十八大后获刑的多名“煤老虎”，绝大多数涉及收受下属贿赂，助其升迁的问题。如山西晋能集团原董事长刘建中，竟被检方指控卖官多达8起，包括下属朔州煤运公司、运城煤运公司高管等8人均向其买官，金额少则10万元，多则10万欧元，其内部干部管理混乱可见一斑。
“第三，国有煤企对煤炭资源的垄断，催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一点，在山西煤改中表现得最为突出。”2008年秋天起，为确保安全生产，山西实行“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的煤改，有评论认为改革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大跃进”式的操作过程中，却成了一次权力洗牌和利益再分配。据当地民营煤老板回忆，当时的整合某种程度上是搞拉郎配，不停有焦煤集团的领导来谈判，价格都是政府定，毫无谈判余地。国企一把手的态度，就能决定许多中小煤矿的生死，个中蕴藏着极大的寻租空间。
前不久，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掀起反腐风暴，从集团总部到分公司至少有18人落马，涉案人员涵盖高管、中层干部、销售人员等各层级，领域更是覆盖生产、销售等环节。其对上游资源的垄断引发权力寻租，成为官方反思的重点之一。
还值得一提的是，“国有煤企存在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垄断行业的共性问题，也存在于石油、钢铁、电力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企身上。”在全面深化改革，国有煤企进入深度调整期的当下，破解它们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