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4日电（人民政协网记者　包松娅）“昨天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很多记者围着我问，‘黄部长，你对号贩子的事怎么看？”，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医卫界委员举行联组讨论，说起号贩子的话题，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想起前一天的经历。

　　黄洁夫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我反问记者，基层医院为什么没有号贩子？有的县级医院门口不仅没有号贩子，连病人都不多。”黄洁夫一个反问，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号贩子现象只是当前医疗资源不均衡问题的“缩影”。

　　人民群众体会到的医疗矛盾，黄洁夫也感同身受。“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无人问津；高端西药和医疗器械充斥医院，中医药却在医疗服务中没有‘话语权’；医患关系日益紧张，但人才紧缺仍在加剧……”黄洁夫认为，2009年我国虽然启动了医改，但执行层面上，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关注不够，号贩子现象折射的“看病难”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出台了不少具体措施。但委员们反映“社会办医”、“多点执业”、“三医联动”、“医疗资源基层下沉”等措施大都停留在文件上而无法落地。

　　“你知道与医改相关的部门有多少家吗？”黄洁夫伸出双手，表示双手加双脚都数不过来。

　　“与医改相关的部门大约20余家，就连卫生系统自己的政策也是严重碎片化。”方来英委员帮黄洁夫数了数，最大卫生政策工具医疗保险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的；最能体现政府责任的经常性经费收入是由财政部门负责的；最关键的人力要素医生的教育和培养是由教育部门负责的；最重大的规划和投资项目是由发展和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外传染病输入传播的关键关口是由质量检验检疫部门负责的，“说来说去，卫生部门自己的主动权和政策空间反倒最为狭小。”

　　黄洁夫认为，我国现有的13000多家公立医院应加大结构性改革，重点转向“建机制”和“改体制”，在确保公立医院体系能保障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这样既可以把平时持续火爆的医院或者科室的病患，疏解出来一部分，也可以满足民众多元化医疗需求。

　　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实做好，是解决看病难的另一个方面。吴明江委员补充说，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上级医疗机构对下级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和支撑更为方便、快捷。构建区域性的上下支撑医疗服务体系，才能落实分级诊疗。从某种角度讲，基层医疗结构还可以从“小毛小病”的治疗以及慢病和预防保健为主，进行日常治疗和管理的结合。“如果大家平时在家门口的小医院就能进行疾病的预防和保健，自然会减少得了大病不得不跑到大城市大医院就诊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