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江苏女教师监考中去世》的网文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该文称，正在考试的初中生在目睹自己老师最后挣扎呻吟时，仍平静地做完题。而事发学校校长则表示，事实真相与上述传闻有出入，“事实是，学生第一时间发现了老师生病，并通知了隔壁班的老师”。(见1月18日《京华时报》)

　　老师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抛开悲情叙事不说，非要从中引申出诸多“大义”，理据上总要经得起推敲。

　　女教师猝死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槽点”无非有三：一是控诉当下学生冷血，即便师恩浩荡，一样见死不理；二是指责生命教育缺失，对于突发状况，个人层面拿不出什么得当的应急办法；三是佐证应试教育走火入魔，只见考试、不见师生，只见成绩、不见人性。这些情绪，掺杂上“口吐白沫”等场景，足以搅得人心沸腾。

　　可问题是，这样的指控，虽应者云集，却漏洞百出：一则，当时的监考不是想象中老师面对学生；相反，恰恰是学生背对着老师。在所有学生认真答卷的时候，老师猝死于身后，如何能引发考生“判断研究病情”的丰富内心戏？“家长”慷慨发文，固然大义灭亲地揭露了孩子的冷血，但这能推而广之，认为一屋子都是“狼心狗肺”？二则，当事老师是教音乐的，如果应试教育癫狂，则音体美等课程根本都“课时不保”。这种背景下，音乐老师跟考生之间，能有什么“过节”或“仇恨”？既然没有龃龉，学生“仇师”情绪因何而生？

　　事实与逻辑，推理与佐证，总不能丧失起码的理性。学生冷血不冷血、生命教育缺失不缺失，这些，都可以商榷，可以论辩，但总不能因为有了先入之见，就罗织半真半假的“事实”，来坐实内心的想象。这种把事实真相当做橡皮泥、把私人立场当做律令的做法，能讨论出怎样契合公平与正义的规律或真理？

　　中小学教育的事很多，减负也好、转型也罢，的确是迫在眉睫的事。不过，心平气和想办法，不等于非要制造“愤点”来施压。如果一位教师的非正常死亡，被“收拾打扮”、被“异化表演”，恍惚间竟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神秘力量——这究竟是法治或制度的悲哀，还是“借人命说话”的谋略之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