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故宫》《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纪录片这一亦诗亦史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但与英美国家相比，我们的纪录片无论是制作还是产业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究其原因，制作人专业性功能的缺失是重要因素。在国外纪录片制作中，制作人的角色是“操盘者”，而在中国，纪录片制作人很多时候仅作为一种头衔而存在，投资人、媒体管理者甚至政府官员都可以被冠以“制作人”的名头，而不管其能否真正发挥制作人的作用。因此，重塑纪录片制作人的角色功能，不仅是解决当下我国纪录片市场困境的捷径，也是理解我国纪录片历史与发展的一种思路。

　　定位混乱导致行业式微

　　制作人的概念由美国人托马斯·哈珀·英斯最早提出。为改进早期电影制片体系的低效，他在导演之外确立制作人角色，统揽制作各环节的控制权，形成与导演合作制约的双重关系。在我国的电影行业，虽然还未形成完善的制作人制度，但基本构建了以制作人与导演为双核心的运作机制，这是中国电影格局变大后的自然结果。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到纪录片上，制作人的功能却一直被忽视。

　　很多纪录片人认为，纪录片不需要制作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作为“文化商品”的媒体纪录片，还是作为“时代相册”的作者纪录片，都需要制作人参与创作。对媒体纪录片而言，制作人是产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市场大潮需要具有商业意识的制作人把控全局，为经济效益负责。作者纪录片则是一片潜力尚未被挖掘的文化富矿，作者需要制作经费的保障，作品需要更大范围的传播，促成这些也要依赖制作人的助力。

　　明晰角色打破分工壁垒

　　呼吁重视制作人这一职业，并不是强调个体行为能改变行业的整体走向，而是由于制作人功能的滞后已经成为行业前进的障碍。从宏观层面看，虽然纪录片已成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但是纪录片“走出去”却成为一种行业口号而鲜见成效，这是我国贫弱的纪录片市场与成熟的国际纪录片规则之间不对等的必然结果。近年来，《美丽中国》《归途列车》《活着》等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纪录片，都是强大制片团队运作的结果。国际合作、联合制片是纪录片“走出去”的捷径，但获取国外资本只是手段，“借船出海”的深意是要把中国纪录片放在国际规则之下融资、生产与流通，从源头打破文化与语言的双重壁垒。

　　从中观层面看，纪录片产业融资渠道、版权分享、新媒体合作的可能性很大，这些正在文化产业中持续发酵的市场行为，却和纪录片的关系不甚清晰。市场看似近在咫尺，但又如万水千山之遥。分散在链条各端的市场要素需要一种角色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从而形成跨行业的网络结构。制作人的作用就是“结网”，打破行业的壁垒，充分利用整个产业链运作的巨大空间。

　　从微观层面看，中国纪录片行业内大部分导演身兼制作人角色，但导演专注于创作，制作人专注于市场，进与退、里与外的矛盾很难在单个个体中统一调和。所以，角色清晰划分的目的是在内容逻辑与市场思维之间形成一种约束与合作的双重关系。

　　功能实践需要完善制度

　　制作人的功能如何在市场中实践？纪录片制作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通晓创作规律的职业经理人。从融资开始，纪录片制作人需要解决“找钱”的难题，并和导演、剪辑师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原则上，制作人应尽量不干预内容创作，但需要引导主创理解市场与观众的期待，精确计算投入产出比，这个漫长的周期也考验着制作人的市场意识与管理艺术。

　　在播出发行阶段，制作人需树立产品观念，运用营销手段，通过多样媒介渠道使纪录片抵达观众。这种简单的划分不足以描述制作人在实践中的个体行为与社会互动。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他们游走在金融、法律、影视等各个环节，在各种利益中平衡斡旋。可以看出，这个“第一个参与、最后一个离开”的角色，正逐渐串联起产业中散落的组织元素，就像一个个咬合的齿轮，在传动中带动整个工业机器的运转。

　　在重新认识制作人的角色功能之后，如何完善制度、培养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行业协会、教育领域都需要通力协作，其中最需要突破的还是从业者自身的观念困境。产业化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创作的自由度，但它保证了一个体系的正常运行，使这个体系中的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产生持续不断的创作力。制作人的角色与功能在纪录片实践中的嵌入深化，虽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也不应是洪水猛兽。就像这个职业本身需要平衡一样，中国纪录片也需要在平衡中一步步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