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丽案调查记者 蒲晓旭) 有战争，更要有和平。

　　93岁的邓玉民去年辞世了。她住院时还在念叨，为何日方无人探视？后来，这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苗族慰安妇抱憾而去。事实上，近年所有中国慰安妇幸存者，要求日本政府致歉并赔偿的诉讼全部败诉，无一例外。

　　但日本民间的歉意早已传来。

　　十年前，一群日本友人叩开了王玉开家的大门，对她嘘寒问暖、买药修门，每年至少两次探望，直至老人去世。她们说——“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再重演。”

　　勿忘历史，勿忘和平。

　　《法制晚报》既关注那些抱憾而去的慰安妇逝者，也关注来自日本民间的善意。对比之间，是两国人民对和平的恒久企盼。

　　邓玉民 符桂英 :没亲耳听到日本政府的致歉

　　王玉开：友人的歉意 “绝不能让这种事再重演”

　　直到临终，中国最后一位苗族“慰安妇”幸存者邓玉民，也没亲耳听到日本政府的致歉。这位93岁的老人，于去年6月19日，在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的家中含恨而去。

　　在生前住院的那段日子，她还在向子女念叨，香港、台湾等地的爱心人士都来看自己了，为什么日本政府还没派人来？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创伤，邓玉民从不隐瞒。她共育有一男三女4个孩子。在儿女们很小的时候，她就主动将自己的遭遇讲给他们听。甚至有人来家里做客，她也会诉说往事，说到痛苦之处，常常泪如雨下。

　　现年49岁的蔡桂兰在约10岁时，就听母亲讲述了当年的往事。据她回忆，1943年秋，21岁的邓玉民和其余5位年轻姑娘一起去给鬼子打米。鬼子见她们长得漂亮，就把她们关进了慰安所。如果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殴打。邓玉民曾想逃离魔窟躲进山里，又怕被鬼子抓住活活打死。求生的念头一直让她挺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这才回到家里。

　　邓玉民的墓就在离家不远处。在她去世之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为她立了一块碑。每逢清明，后人们都要前往祭拜焚香。

　　可同样离世的慰安妇幸存者符桂英则没能那么幸运。曾为慰安妇的遭遇，让她终生无后。

　　在海南省临高县皇桐乡黄桐村打听符桂英家所在，村民将记者径直带到村民符文荣的家中。符文荣的父亲系符桂英老伴的哥哥，也是符桂英在村里唯一的亲戚。

　　或是因为上了年岁，对于已故的符桂英，61岁的符文荣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清。

　　还是引路的村民王必娥说清了大致情况。1941年夏，日军侵占了皇桐乡，并抓走了符桂英的丈夫。因为担心丈夫的安危，时年22岁的符桂英便壮着胆子去日军军部探望。不料丈夫没见着，反被日军扣下反复实施暴力和性侵害。

　　根据民间调查研究者、摄影家李晓方的调查，符桂英除了遭到日军强暴外，还要给他们挑水、洗衣服、煮饭。在受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符桂英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战败，她才回到家。

　　“她回来就没有生育能力了。”王必娥说，后来符桂英领养了一个3岁的女婴。由于符桂英的老伴已去世多年，家中仅剩这个已经外嫁别村的养女。

　　2015年3月27日，慰安妇幸存者符桂英去世，卒年96岁。而有关她的痕迹，仅有黄桐村茂密的热带丛林尽头，那座无碑孤冢。

　　当然，和邓玉民一样，她也没能亲耳听到日本政府的致歉。

　　日军暴行使其终生未育

　　2015年5月30日，海南省临高县皇桐乡黄桐村。原慰安妇王玉开的坟墓已被葱郁的灌木所掩盖，亲戚符文勇上前用手脚奋力清理，这才露出一个红土堆成的坟冢。

　　符文勇的妻子王必娥，系王玉开老伴的侄女。据她介绍，在日军侵略皇桐乡的1941年夏季的一天，17岁的王玉开正在厨房做饭时，被进村的鬼子发现，继而遭到强暴。王玉开大呼救命，村民也不敢搭救。随后她被抓往日军军部，被迫成为了一名慰安妇。其间她虽成功逃脱，但最终又被抓了回去。在慰安所遭遇的暴行，让王玉开终生未能生育。

　　2013年12月31日，89岁的她走完了坎坷而屈辱的一生。与所有已经离世的慰安妇一样，她也没能等到来自日本政府的致歉。但来自日本友人的关怀，或许能让她感到一丝慰藉。

　　日本女青年常看望老人

　　符文勇介绍，大约在十年前，日本友人木室置积惠最先找到了王玉开，之后，陆续有以海南师范大学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为首的日本女青年赶来慰问老人。

　　“米田麻衣经常来看老人，就像女儿一样。”符文勇说。

　　据了解，米田麻衣第一次听到“慰安妇”这个词是在高中。当时她的一位历史老师用幻灯片展示了很多中国战场的图片。那一幅幅残酷的影像，让米田麻衣深深为之震撼。

　　进入大学之后，麻衣加入了支持海南慰安妇战争索赔的组织——“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支持协会”。这也成为她与海南慰安妇幸存者结缘的开始。

　　2008年，米田麻衣首次见到了慰安妇幸存者。看到这些素不相识而又瘦小、坚强的身影，她不禁感动落泪。于是，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她和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多次来到海南，看望海南岛内的慰安妇幸存者们。

　　大学毕业之后，米田麻衣又进入海南师范大学留学并主修中文。这更密切了她与岛内慰安妇幸存者们的联络。除了王玉开外，对于海南保亭的邓玉民(已故)、海南陵水的陈亚扁等多位老人，米田麻衣都和同伴多次前往探望。

　　“慰安妇”幸存者亲属们记得，有一次，米田麻衣探望陈亚扁时，老人恰巧不在。她便给老人留下了几瓶日本产的药品，还细心地将药品功效和用法用量标在一张小纸条上。

　　日本友人称照顾老人为赎罪

　　来自日本友人的关爱，也让慰安妇幸存者家属们深受感动。

　　“老人说眼睛不好，她们就给买眼药水；老人说腿疼，她们就从日本带膏药和暖袋；老人家里的门坏了，她们就出钱给老人装了两个新门。”符文勇表示，在王玉开临终前，日本友人几乎每年都要前来探望两三次，每次待上三两天。其间，她们还有两三次悄悄用信纸包住钱藏在老人的屋里，以免老人不肯收下。

　　符文勇说着，从卧室取出一沓日本产的膏药和消炎剂。由于日本友人给老人买的药剂太多，老人去世后，他便拿了一些药品过来接着使用。

　　王玉开生前的老屋现已无人居住。屋内一本由日本青年拍摄的影集，还记录着她们与王玉开度过的欢乐时光。在一张微微泛黄的相片上，两鬓斑白的王玉开，靠在一名日本女生身旁，露出安详的笑容。

　　而老屋前后那两扇由日本友人安装的铁门，虽已历经数载风雨，依旧平整如新。

　　符文勇至今还和这群日籍友人保持着联络。他也曾问她们，为什么要对老人这么好。对方解释，她们是在为当初日军的暴行赎罪。

　　民间善意给她们些许温暖

　　事实上，除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在表达善意之外，来自日本历史学界和法律界的人士，也和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们站在了一起，尽力分担着她们的不幸。

　　石田米子是日本冈山大学已退休的名誉教授，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自1996年以来，每年春夏，她都会和日本民间友人一起，自费来到中国山西，寻访那些慰安妇幸存者，给予她们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救助。自1996年后至少16年间，她们对于身在农村的老人，每年提供8000元人民币的医疗救助。

　　而在日本国内，她与支持者创办了一个名为“查明会”的民间组织，以募捐医疗费用、搜集证据帮助起诉等方式，关爱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日本律师大森典子出身于法官家庭。从1965年开始，日本的历史学者想将侵略战争写入高中教科书，受到日本政府文部省的阻挠。双方为此诉讼至法院，大森典子则一直参与了其中的诉讼，并为之坚持了数十年。

　　1995年8月，大森典子代理山西4位慰安妇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次年又代理另外两名幸存者提起第二次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的罪行谢罪、道歉并赔偿。

　　虽然历经了5年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在2001年用不到5分钟的宣判，判定了原告败诉。但大森典子仍旧与支持者们一起，一次次将中国慰安妇幸存者请至日本，以换取日本全社会对诉讼案的帮助。

　　更多的善意来自日本普通民众。

　　自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在日起诉后，以教师、职员、学生、家庭主妇组成的支持者们坚持多年每周六到地方法院门口示威。她们积极地做着与起诉相关的准备工作，如印刷宣传品、组织集会并向社会募捐。而她们的支持，也鼓舞着大森典子在举步维艰的诉讼中一路走来。

　　诉讼结果虽令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心寒，但来自日本民间的善意和良知，无疑会带给她们些许温暖。

　　53岁的符文勇不大会操作手机，但他特意让人将一条日籍友人回复的信息存入SIM卡里。该信息的第一句话是——“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再重演。”

　　本版文、图/丽案调查记者 蒲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