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对研究生教育“量体裁衣”，使其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又不违背作为科学家的教育原则。

Oliver Munday制图

　　“从1977年开始，我们就在向研究生部门建议对生源采取限制，但是这个意见根本没人听。”在今年10月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Paula Stephan对200多名博士后和博士生参会者说。

　　Stephan是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她在研究经济学和科学的关系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尤其是在生物医药科学领域。在一个名为“科研未来”的专题研讨会上，Stephan提出了一个很多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学术研究系统招募后继者的比例过高。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Stephan说：“我们无疑正在制造远远超过研究岗位需求的博士生人数。”

　　数据显示，新制造的博士生正在源源不断地从“输油管”一样的大学校园被输入社会。2003年，美国有21343名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到2013年，人数增长了41%，其中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生人数增长最快。这一趋势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根据2014年一份关于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34个国家的统计，在过去17年中，完成高等教育拥有博士学历的人数已经从0.8%增长了一倍，达到1.6%。

　　尽管并非所有博士生都希望从事学术研究，但很多人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并没有足够的学术职位和如此多的博士生人数相匹配。由于博士生人数和可获得职位之间的缺口日益扩大，很多学生毕业后不得不在博士后岗位上经历漫长、不稳定的过渡期，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制造博士

　　尽管拥有博士学位者的失业率在美国相对较低——2013年约有42%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生没能找到工作，而10年前这一比例为28%。“但是仍然有很多学生在削尖脑袋往博士队伍里钻。”Stephen在2012年一本题为《经济如何塑造科学》的书中写到。“为什么呢？为什么工作前景如此黯淡，还有人不断考入研究生院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乎没有哪些制度不激励他们这么做。教职员希望依靠廉价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因为他们希望用研究经费尽可能地作出最多的成果。大学也知道，博士生可以帮助教职员工产出更多属于其名下的世界一流成果。“生物医学研究系统就是由一大群博士生和博士后组成的生力军构成的。”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法学院劳动经济学家Michael Teitelbaum说，“很多人一谈到改变就觉得问题尴尬而棘手。”

　　但也有迹象表明，这一问题正在变得不那么“禁忌”。今年9月，一个富有声望的科学家团队（Harold Varmus、Marc Kirschner、Shirley Tilghman和Bruce Alberts，被称为“四大明星”）成立了“拯救生物医学研究”网站，科学家可以在那里就如何“修复”面临崩溃的美国生物医药研究系统中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博士生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从而建立一支更加有效的科研劳动力队伍，同时又能够减少不断扩张的寻找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职位的研究生劳动力呢？”

　　近日， 《自然》杂志用同一问题采访了33名博士生、科学家、博士后以及劳动经济学家，收集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建立更好的博士生系统的意见，这些意见小则涉及评估体系，大则指出应彻底改革。所有受访人的共识是：改变迫在眉睫。“学术界实在可以说是被连踢带喊地拖进了21世纪的大门。”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博士后、“未来科研”论坛组织者Gary McDowell说。马里兰州美国国家医学科学研究所主任Jon Lorsch说，改革需要从现在做起。“我们需要在5年内改变研究生教育系统，这个任务十分迫切，势在必行。对于科学家和科学来说，这都是紧要关头。”

　　跟踪博士

　　一种方法是用严酷的事实说话：向学生和主管展示博士生未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或是其他行业的几率。很多学生“对他们真正想做什么或者他们最适合做什么并没有战略上的思考。”马里兰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培训项目主任Patricia Labosky说。

　　2015年，《自然》对于3400多名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博士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很多人对他们留在科学界的几率过于乐观。大约有78%的受访人表示，他们“可能”或是“很可能”从事科研职业，其中51%的人认为，他们在1~3年内就能够获得一个永久职位。然而事实上，在美国仅有26%的博生后获得了终身研究员资格或是终身职位，而且获得这一职位的时间也要漫长得多。

　　今年10月，加州斯坦福大学公布了一项跟踪毕业5年或10年后的博士生的职业情况调查。调查表明，近年来生物医学博士生走向博士后的人数已经从原来的41%下降到了31%，很多人转向了商业、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的职位。这可能反映了学术研究岗位日益紧缩的瓶颈问题，同时商业领域的就业机会正在蓬勃发展。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Julia Lane正在领导一个叫作UMETRICS的更加综合的项目，这个基于密歇根大学的项目旨在跟踪博士生的职业走向。通过把美国统计局的收入、工作地点、工作职位等与大学的匿名人力资源和管理数据相结合，UNETRICS将根据毕业生的职业状态生成校园报告。比如，一名对化学感兴趣的博士生可以通过检索校园报告，查看此前的毕业生在做什么工作，去了哪里以及薪资水平。Lane表示，这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产生第一批数据，但是一旦这些数据生成后，“学生就可以睁开双眼，非常清醒地选择是否攻读博士学位”。

　　重塑博士

　　很多博士生都会经历几年自由研究阶段，然后成功转入其他领域。但是很多学生希望可以在此之前作更充分的准备和培训，比如积累管理、预算或是谈判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很明显，你需要在额外时间学习这些事情，因为作为博士生和博士后都需要把时间花在研究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Joanna Klementowicz说。

　　当前，很多国家的研究生教育系统都是以学徒制模式为基础，因此研究室领头人主要向年轻研究人员传授研究技巧。事实上，这种教育系统自19世纪初期开始，当柏林大学授予首个“现代”博士学位之后就开始流行。尽管从那时起科学事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博士生系统并未发生改变。推进博士生教育体系现代化，可以提高从研究重现、实验设计以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训练，还能够通过让博士生掌握软技能解决博士生教育的瓶颈问题，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够得到更好的雇佣。“我们需要对研究生教育‘量体裁衣’，使其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又不违背作为科学家的教育原则。”华盛顿特区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名誉执行官Alan Leshner说。

　　一些自主机构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采取类似措施。2013年，NIH设立了拓展经验科学训练（BEST）计划，该计划斥资370万美元，其设计目的旨在加强对生物医学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训。“我们从雇主那里得到了许多反馈，他们表示博士毕业生总是没有准备好校园外的职业。”该项目主任Labosky说。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参加BEST项目的博士生在管理、面试、交流等方面接受了9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他们还被分成小组合作探索目标职业。“这个项目让我可以直接参与实践：我学会了寻找我可以申请的职业、我的技术与哪些职位相匹配，还有像我一样的博士生会从事什么工作。”参加该项目的博士后Klementowicz说。

　　一些科学家还希望强化团队合作，这也反映了自然科学研究合作日益增强的本质。哈佛医学院研究生教育系主任David Golan正在考虑如何把团队合作更多地融入研究生校园经历中。“我们曾有过让研究生在申请研究生院之前组成团队的想法。”他说。他们在培训过程中可能会被要求合作完成一个项目，甚至可能要放在一起评估。

　　此外，科学家们还提出了诸如“‘分离’博士生”，即将一部分博士生往非学术方向培养；以及“剔除博士生”，即粗暴地减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等想法。（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