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择水而居，是出于自然生存的需要。而临河开市兴商，则是漕运发展的结果。

　　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保障供给，发展漕运，于1280年将潞河正式纳为京杭大运河的上游主流，并于沿途的重要节点设官置府，兴建仓场码头。河西务位居漕运咽喉，河海两运皆由此过，故两岸人口日益增多，不仅成了府衙栉比的官隘要枢，而且还一跃成了南北贸易的集结点和四方商品的集散地。由元迄清，漕船无不挟带私货进行沿途贩卖，放空时又将北方的物产运往南方，其交易、收购的地点必然要选在临河的码头、渡口附近，这些地方也就自然地发展成了买卖交易的集市或场所。河西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处。元人傅若金在《咏河西务》一诗中，有“驿路通畿甸，廒仓俯漕河”“燕蓟舟车会，江淮贡赋多”的纪实描写，见证了这里因漕兴市的真情实景。除此之外，其上游的通州、张家湾、漷县；下游的蔡村、杨村、北仓、杨柳青乃至直沽天津，也都是在这种形势下被催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商埠或商业都市。

　　明永乐十九年，京都由南京迁至北京，“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加之京城及周边府县大举施工扩建，所需建筑材料几乎全部依赖漕运抵京，故此往返于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官船、民间商船猛增至近两万艘，这无疑给沿河集镇带来了更大的商机。至天顺五年（1461），始于河西务城东三里开外的河弯处修建了一座大型渡口，这就是后来惊闻朝野的“耍儿渡”。由此开端，河西务震荡的这片半岛形的河滩地（约五平方公里），北靠码头，东临渡口，西对关城、驿道，一下子便成了旱路横贯东西、水路纵穿南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此后的二百年间，河西务集贸市场和商业中心便一直设在这片河湾之内。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述的“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并被其誉为“京东第一镇”的地方，其实指的就是这片区域。隆庆年间，时任武清知县的李贲曾赋诗称河西务“堤连第宅公勋店，岸拥旌旗使者艖。税榷五材充国计，商通四海足生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也在《刘小官雌雄兄弟》一书（辑入《醒世恒言》）中写道：“河西务镇上，舟楫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余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这些诗文所记述的，同为关城东郊的这片商业区。至明朝，大运河漕运不仅为北京运来了无数的物资，而且还为朝廷聚敛了大量的税赋，从而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了首都及其周边府县的稳定和发展。正如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在中国游历并定居了二十八年）所言：当时的“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从而才有了“运河漂起的北京城”之说。除此之外，受益最深的还有沿河兴起的那些商埠、城镇，它们均缘此而一跃崛起，缘此而步入繁荣。总而言之，这些变化都来自漕运之功。

　　入清以后，朝廷对漕运发展更为重视，曾对漕船挟私贩卖及商船免税限额几经放宽。《皇朝经世文编》中载，当时每只载重一二千石的漕船，“所装额未不过六百石，此外悉供运丁水手广载私货”。雍正七年（1729），商船免税底限为每船一百石，至嘉庆五年（1800），免税部分又升至一百五十石。这种让利于漕的放宽政策，使整个清代中前期的漕运规模达到了极至，沿河贸易也随之升至巅峰。康熙八年（1669），河西务水涨城圮，遂西迁二里许。其实此次迁移的主要是那片临河的集市和商区，居于城垣内外的官府、民居并未迁出。这次搬迁之后，新集距耍儿渡虽远了几里，但离码头、驿道却更加近捷。至康熙五十年（1711），耍儿渡河段被裁直西移，但废河上的渡口还仍在利用，大约又运行了百十余年才被彻底冲毁。上述这两次重大变迁，对河西务的物资流通和市场贸易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其依旧保持着著名商埠的地位。直到咸丰五年（1855），因黄河改道将京杭大运河中段冲毁，整条河道无法全线通航，更兼漕粮改折现金，导致北运河的漕运规模急转直下，河西务这样的临河商埠便都随之走向衰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终罢漕运，北运河沿岸的商埠、集市由此改靠陆路运输，并转以经营当地物产为主，景况遂都大不如前。待京津公路开通之后，河西务虽又重现商机，但商品流通渠道及交易方式均与从前截然不同。

　　由元迄清的数百年间，因漕终止的许多商户纷纷落籍河西务境内。在这些移民当中，汇集了众多的商贸人才，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为北方的商贸发展起到过促进和带动作用。回顾这段临河开市兴商的历史，河西务可谓首占建都北京的天时，次得通漕过境的地利，尤赖四方汇聚之人才。这些天赐人为的往事，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仍值得我们永远记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