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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古代的盛世
2016-01-11 10:43:00
 原标题:再论中国古代的盛世

  开栏的话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盛世情结,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多次盛世、治世。那么,何谓盛世?何谓治世?这些盛世、治世是怎么来的,盛衰转换又是怎么发生的?其间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本刊即日起开辟“治世启示录”专栏,邀请专家详解这些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对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推行了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适时转变前朝的治国思想,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老子的“无为”思想,本意是行事处事应当顺应自然变化。而运用到治国理政上面,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皇帝要以百姓的愿望作为自己的愿望,一切顺应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即治国不可走极端,不可奢侈,不可过分。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做出超过民众承受能力的蠢事。在萧何为相时,“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利用民众对秦法的不满,进行改革。在曹参继任为相时,仍旧坚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强调治国要做到“上无苛令,官无烦治”,避免举措过多,扰民不安。

  (二)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守天下难易?”魏征回答:“甚难。”“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致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在此,魏征提醒唐太宗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持久盛世的到来。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创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

  (一)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翌年,群臣以“宫中卑湿”为由,多次请求建造新的宫殿,他始终未同意。

  (二)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前后有30多人进谏。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太宗从谏如流的开明作风,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改变了君臣甚至臣民上下阻隔、闭目塞听的状况,使君臣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下情。

  (三)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1.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察举制实行之初,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使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成为人才济济、功业鼎盛的黄金时代,但到后来,逐渐出现了弊端。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延续至清末,实行了1300多年。科举制把读书、应试与做官联系在一起,否定了门第出身,使一批出身寒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官吏队伍,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推动了革新的实现和盛世的形成。

  2.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就“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李世民称帝之后,“开馆于宫西,延纳四方文学之士”,供给珍膳,恩礼优厚。唐太宗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只要他们确有才能,忠心于唐,都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

  3.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他认为:“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治理国家,难求贤才,更难充分信任贤才。皇帝要能辨别是非真伪,与贤臣建立信任关系,贤才就会打消顾虑,尽忠效力。唐太宗听从魏征的建议,“竭诚以待下”,与群臣推心置腹,形成上下同心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放手让贤才处理政务,不多加干涉。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

  (五)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详尽规定唐朝的各级机构和官吏任用,是开元时期政治体制的完善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团结异族。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

  古代“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回望盛世,都有明君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远、才略卓越的名臣辅佐,共同促成盛世降临。然而,在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国家的发展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一代不如一代。数世之后,即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臣凋零,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谈何开拓进取。

  (二)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怠于政事,委任奸佞;偏听偏信,不纳忠言;追求奢靡,激化矛盾。玄宗晚年宴乐无度,喜好女色。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官僚机构庞大、贪污腐化成风,必然造成百姓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三)统治阶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大清盛世的缔造者盲目乐观,沉湎于荣华富贵,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进步潮流的肇端。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封闭愚昧、妄自尊大,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停滞不前、不可自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

  (岑大利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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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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