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长沙市开福区陡岭路一建筑工地，文物工作人员在古墓遗址现场勘察。15日晚9时多，该工地在施工过程中，挖掘出一处古墓遗址，挖出漆木器和青铜器20余件。目前，专家根据现场勘察和出土文物分析，判断为西汉时期的贵族墓。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井，从中出土的秦二世文告为全国首见。李国斌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引言

　　9月15日晚，长沙市开福区九尾冲的浏阳河小学建设工地，意外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专家根据出土文物和现场情况，认为是西汉时期的贵族墓。此后又相继发现两座古墓。

　　在城市建设中，一些埋藏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这几乎是每座城市都会遇到的事。

　　历史和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遗憾的是，一边急着拆掉老旧的真文物，一边又忙着建设一批所谓“体现历史文化风光”的“假古董”，这样的事至今屡见不鲜。

　　如何留住我们的“根”？不能不让人们深思。

　　古墓受损太可惜

　　“像这样没有被盗掘、保存完整的古墓越来越少，被破坏太可惜了！”9月22日上午，在发现西汉贵族墓的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小学建设工地现场，考古专家张大可惋惜不已。

　　从9月15日晚发现古墓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迅速赶到现场，开始进行清理和发掘。几天来，不断有随葬品残片被发现。

　　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发现铜镜残片

　　9月22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10位工人组成的考古队正在清理挖土机从古墓中挖出的土堆。队员们手拿锄铲，小心翼翼地翻开泥土，寻找可能的文物。

　　土堆上，一个白色的塑料盒内，收集到10余块文物残片。张大可介绍，其中有青铜器和漆木器的残片。拈起一块，张大可不断摇头叹息：“这是铜镜残片，保存非常好，还可以反光。”记者看到，该残片约为正常铜镜的四分之一大小，虽有泥土附在表面，但仍可看到铜镜非常光滑。此外，还有一块青铜器上的耳环，圆形的环上似乎还有花纹。

　　张大可说，古墓中的棺椁和泥土全部被挖土机挖出来堆到一起，增加了考古发掘的工作量，考古队要先把泥土翻一遍，然后对泥土过筛，确保不遗漏任何细小文物。

　　在发现西汉贵族墓后，考古队在同一工地又发现了两座古墓。目前两座古墓都拉起警戒线，立了“此有古墓，严禁动土”的标示牌。

　　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担任武职的男性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个墓此前并没有被盗墓贼盗过。张大可发现，出土随葬品上的纹饰和马王堆汉墓中文物的纹饰极为相似。他说，像这样保存完整的古墓，现在要几年才能遇到一座，被破坏很可惜！

　　截至目前，古墓中出土文物主要为青铜器和漆木器。其中青铜器有鼎、壶、盆、匜、剑、戈等，漆木器包括耳杯、盘、剑鞘、木俑等。

　　张大可介绍，目前发现的随葬品中并没有女性使用的梳妆用品，但有剑、戈等武器，初步推测，墓主人应该是男性，身份是贵族，担任的可能是武职。

　　在古代，铜镜是男女都用之物。张大可说，铜镜不仅可用于梳妆，还可能有祭祀、辟邪的作用。一般从摆放的位置可以看出来，但是现在古墓被破坏了，已经无法得知铜镜的作用。

　　违规？所有项目开工前都必须“报建”

　　此次发现的古墓，是意外发现。挖掘机司机开始挖掘时并没有意识到有古墓，以致严重受损。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开工前有没有“报建”和考古调查勘探？

　　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据长沙市文物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后，长沙的“报建”地点在市政府政务中心的窗口。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科科长何佳告诉记者，对于浏阳河小学建设工地，目前还在查有没有“报建”，但是可以确定，施工单位在开工前没有通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即使他们有‘报建’，但动工前没有通知文物部门，没有开展调查勘探，也是违规。”

　　赔地赔款，原址保护

　　9月19日上午，小雨淅淅沥沥。

　　益阳兔子山遗址，被两米高的围墙与闹市隔离。遗址上，丛生杂草已经齐膝。如果不是有重大考古发现，这里想必已高楼林立。

　　2013年，考古专家从遗址的10多口古井中，掏出了15200余枚简牍。同时发现，这里还是战国至宋代的益阳古县衙所在地。益阳市政府决定对遗址进行原址保护，为此向房地产开发商赔地赔款。

　　“这是历史留给益阳无可比拟的财富，保留下来，为城市留住一份记忆，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益阳市文物管理处主任曹伟说。

　　古井里的惊世发现

　　兔子山遗址，位处益阳中心城区，毗邻资水和兰溪河。

　　2012年，益阳市易盛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以3000万元左右的价格获得这块近30亩土地的开发权。

　　2013年5月，为配合项目建设，益阳市文物管理处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才挖不久，就发现了一些井。”曹伟说，按惯例，井里有简牍的可能性很大。3号井挖至7米时，考古专家邓建强发现了第一枚简牍。此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介入。

　　考古发掘一直持续至2013年底。从10多口古井中，出土了战国晚期至三国孙吴时期的简牍15200余枚，其内容是益阳县衙文书档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表示，此次发现的简牍数量之大、时代延续之长，在全国都极其罕见，尤其是秦二世文告及“张楚之岁”觚，更是惊世发现。

　　“‘张楚之岁’觚和秦二世文告这两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从这里的8号井和9号井出土的。”记者顺着邓建强指的方向看到，两口古井相距不过3米。邓建强说，“张楚之岁”觚是首次发现陈胜吴广起义后建立的张楚政权的实物资料，秦二世胡亥文告也是全国首见，对于研究秦二世其人和秦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不仅如此，兔子山遗址未间断地保留下了战国、秦、两汉、三国孙吴时期的遗迹遗存，包括古城、古城壕、衙署遗迹，遗址区古井、地貌、水系等基本格局两千年来演变的历史痕迹清晰可见。郭伟民表示，这种考古遗址在全国十分罕见，是湖南乃至全国城市考古学研究不可多得的遗址，也是探索益阳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活标本。

　　最终确定原址保护

　　从发现简牍起，曹伟就认为，开发应搁置，遗迹须保护。“出土文物已让世人震惊，更何况遗址还是老益阳县城的衙署所在地。这是我们益阳的根。”一旦破坏了，就不可能再恢复。

　　2013年7月，围绕兔子山遗址，省级专家论证会和国家级专家座谈会相继召开。专家建议益阳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提出对遗址进行原址保护。

　　不过，在益阳当地，遗址是否保留，争议很大。曹伟回忆，当时不少人对遗址的价值、对原址保护的意义存有疑问，还有人认为应像1996年出土简牍的长沙平和堂商厦项目一样，将文物移走后继续建楼。也有领导觉得，遗址难得，应原址保留。

　　如若保留，就意味着益阳市政府必须回购土地、支付费用。据有关人士介绍，当时卖地加上开发商前期的花费，达数千万元，对财政并不厚实的益阳压力巨大。

　　益阳市政府为此召开两次专题常务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同意原址保护，协调易盛达公司退出保护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

　　曹伟说，到2014年4月，兔子山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此再没有人质疑遗址的价值，市政府也更加坚定要保护好遗址。当地划定包括兔子山遗址在内的70亩土地为核心保护区，禁止任何工程建设，在核心保护区外围，还有100多亩建设控制区。

　　经过与开发商协商，最终通过土地置换，同时政府补助进场至停工前产生的费用，成功让开发商退出该项目。

　　“能保下来，确实不易。”曹伟说，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遗址实现原址保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开湖南城市中心城区原址保护文化遗址先河

　　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江文辉告诉记者，兔子山遗址是湖南在城市中心城区原址保护文化遗址的第一个案例。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在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博弈中，兔子山的发掘保护是标杆事件。邓建强说，保护兔子山遗址的意义在将来，把遗址中完整的历史信息留给后世，功莫大焉。

　　目前，兔子山遗址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曹伟介绍，今年已经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机成熟还会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兔子山遗址所做的《兔子山遗址公园及考古博物馆建设概念性规划》，未来将在考古发掘区建设遗址公园，并在旁边建一座博物馆。出土的简牍，届时将在博物馆里展出。

　　站在杂草丛生的遗址上，曹伟一再对记者说，遗址公园建设急不来，先保护好是重中之重。只有把遗址研究透，把古城址的格局弄清楚，建设才有依据。

　　兔子山遗址是湖南继长沙走马楼和龙山里耶之后，又一次简牍方面的重大发现。简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字载体，曹伟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把湖南出土的简牍和发现简牍的遗址“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简牍之乡”的靓丽名片。

　　大都市不是地盘大 而是文化底蕴深

　　——访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江文辉

　　当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

　　“可能很多人对墓葬、对出土的金银物品感兴趣，而认为一条老街、一栋老房子、一段挖出来的护城河没什么价值。而恰恰老街、老房子、护城河反映出城市的变迁，是城市的记忆，很有保护意义。”9月21日，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江文辉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有一些文化遗产，可能当时不起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它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现实情况是，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城市开发造成文化遗产破坏，国内的例子实在太多。考察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江文辉认为，既有对历史文化不重视的因素，喜“新”厌“旧”；也有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把经济利益摆在第一位；还有城市建设理念与国外不一样。

　　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在德国波恩举行，当时江文辉去现场见证了永顺老司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波恩，江文辉感触很深:“这条路是哪个年代建的，那条路又是什么时候修的，地图上都标得很清楚，它们的城市记忆清晰，城市格局演变清楚。”

　　近些年，许多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江文辉认为，国际化大都市不是地盘有多大，而是讲历史文化底蕴，有经济实力支撑。德国法兰克福，赫赫有名的城市，但是20层以上的高楼只有20多栋。放眼国内，可能一个县城的高楼都不止这个数。有专家就说，中国没有哪个城市有个性特征，因为都不注重保留城市历史记忆，不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

　　前不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受邀来到益阳，在“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专题讲座上，他认为城市要避免记忆的消失。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矛盾。江文辉希望，城市规划者、建设者们尽快转变理念，少大拆大建，不要这边拆了“真文物”，那边又建设“假古董”，不要等到想给城市增添一点特色的时候，才发现最体现特色和气质的文化遗产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