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史中，“笔部队”这个特殊的称谓最早来自日本。1937年7月11日，就在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当天，其首相近卫文麿就曾召集各新闻通讯社代表“恳谈”，要求他们为战争“协力”。

　　此后不久，日本的新闻与文艺被纳入到国家化的战争体制之中，各家报社、杂志社及文艺团体纷纷把作家派往中国。次年，派出了由作家组成的“笔部队”随部队进入中国战场，并且撰写了大量美化这场侵略战争的文艺作品。

　　日本“笔部队”的猖狂行为，刺痛了中国作家。作家阿垅曾愤怒地撰文：“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为了同日本的“笔部队”较量，中国作家组成了自己的“笔部队”。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新闻工作者。早在卢沟桥开战之初，范长江、陆诒等记者便火速赶往战场进行采访。还有十余名中外记者组成了一支华北战地记者团，随部队一同行动。他们撰写的战地通讯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前线的战斗轨迹。

　　淞沪会战打响后，一批作家也被各家媒体派往战场采写战地报告。曹聚仁的《大江南线》、廖沫沙的《中原锁钥的襄樊》、谢冰莹的《军中随笔》、安娥的五幕歌剧《洪波曲》等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华大地上的抗战场面。

　　抗战期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多次派作家赴前线进行集体慰劳访问。老舍等15位作家，曾用164天的时间行走18500公里，穿越八个省份，到五个战区劳军。中途经陕州时，作家们距离日军营地最近时仅有18里地。

　　另外一些作家则直接参军支持抗战。1939年春，诗人臧克家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的名义，与姚雪垠、孙陵三人组成了一支“文艺人从军部队”，随参战部队赴前线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们在战场上写下了大量讴歌英雄的诗篇。

　　一些文艺家和真正的战士一样，把生命奉献给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作家王礼锡在长途跋涉慰问部队的途中积劳成疾，突发黄疸症，不治而逝；抗敌演剧队的赵曙中弹牺牲，张勇遇难于泥渊；刘保罗则在演出中因手枪走火而殉难。

　　这些看似文弱的书生，在他们的笔端迸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残酷的战争和生死的历练，让他们对人生和时事有了更多感悟。臧克家在一首诗作中这样描写中国战场上的这支庞大的“笔部队”：

　　我们的笔部队，

　　渡过黄河，

　　盘过山岗，

　　在炮火下，

　　在轰炸中，

　　从这个战场

　　到那个战场，

　　我们有力量，

　　我们是一个集体，

　　我们有武器，

　　笔就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