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电（特派记者徐颢哲）“我写的《繁花》只能代表中国上海一个地方的某些特点，不可能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致。”昨天下午，在以“中国想象和中国书写”为主题的文学对谈上，刚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观点鲜明，引得参加对谈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前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频频点头。

　　因为青年时代接触了一本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儿童从北京迁移到乌鲁木齐的小说，让阿克曼开始对汉语发生兴趣，“我当时觉得中国特别神秘而有吸引力”。这也得到了德国著名中文翻译学者马海默的赞同：“许多西方人想象的中国，就是田园牧歌式的。”

　　不过，在参与对谈的中国作家李洱眼里，现实中的中国毕竟要复杂得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在来中国之前和之后，是完全不同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别不能重合。”金宇澄则讲了一个具体例子，他的一位法国作家朋友曾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主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位法国纱厂主和中国女工的故事，“那个时候上海的纱厂没有法国人开的，在他的构思里，女工傍晚逆流划船到苏州河上游的场景也太不现实，一看就是他不了解上海。”

　　在阿克曼看来，有些内容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生存，“普希金对于俄国人而言就像亲人一样，但外国人很难迷恋上他，这是我到了俄罗斯，并接触俄语才深切体会的。”阿克曼还笑说，他的好友、中国作家刘震云有一次问德国朋友莱茵河有多深，朋友却反问他“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的莱茵河”，“这让刘震云哭笑不得，也说明了中德思维方式的差异巨大。”

　　马海默认为，好的小说不应该刻意划分好人和坏人，应该表现的是真人。这点尤被金宇澄认可，“《繁花》中的饭局只是七嘴八舌，是展览会、城市故事会，故事是简单几句的处理，却是世象的边角料。其实我们都参加过这种毫无意义的饭局，是无意义中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写出来，不是劝世警世小说、思想哲学小说，没明显目的，而是以鲜活的故事取胜。”

　　图为金宇澄（右一）与专家学者对谈。

　　本报记者 徐颢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