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银川８月１７日电（记者艾福梅）在正在召开的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经过百年发展，随着大量俄藏、英藏原始资料影印出版和新文献、文物的不断丰富，以及一代代专家学者的倾情投入，中国西夏学研究更入佳境。

　　建都在今宁夏银川的西夏王朝，因缺少正史资料记载，很长时间以来，都给人以神秘的印象，尤其因其被蒙古铁骑“一夕灭国”，留给后世的文献、文物资料寥寥无几。

　　然而，中国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西夏王朝的探秘和研究。

　　中国西夏学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说，经过百年发展，当今中国西夏学研究整体向好，西夏学研究机构遍地开花，西夏学研究队伍日趋成熟，已由过去屈指可数的几位发展成一支包含老、中、青各阶段人才的成熟梯队。

　　据了解，除了曾经西夏王朝故地的宁夏、甘肃、内蒙等地出现“西夏学热”外，北京、河北、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专家学者投入到西夏学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专家学者的专业已从以往单纯的历史、语言文学类拓展至法律、医学类。

　　“做西夏学研究，不是仅仅懂几个西夏文字就可以，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的加入，而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也能促进西夏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史金波说。

　　当然，除了人才队伍外，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发展更离不开文献、文物资料的不断丰富。

　　１９０９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于是将它们全部带回俄国，至今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西夏学专家们还只能利用苏联专家们刊布的西夏文文献图版进行再次翻译和研究。绝大部分出土的西夏文献长期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特藏库中，七八十年来各国西夏学专家难以利用，影响了中国西夏学的进展，成为西夏学发展的瓶颈。

　　这一状况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有了重大转折。中俄双方合作开始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据了解，从１９９６年至今已经出版８开本特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２４册，按计划共３０册以上。这批珍贵古籍的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的重要资料。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俄藏西夏学文献的出版，就没有今日的中国西夏学，它推动了中国西夏学的长足发展，使这一学术冷门不断升温。”史金波说。

　　同样，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重大子课题“西夏文物”系列丛书作为西夏学研究的基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项目负责人之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介绍，《西夏文物》分为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石窟编和综合编（包括除宁夏、甘肃、内蒙古以外的其他各地区）共５编。目前甘肃编和内蒙古编共１０册已出版，其余编正正常推进，跨地区、完整的西夏文物资料体系和数据库有望如期建成。

　　史金波说，近５０年来，是西夏学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突出的时期，出版著作数以百部，发表论文不止两千篇，内容深化，领域拓宽，大大加深了对西夏王朝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填补、重塑了西夏历史。如今西夏学在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献整理、文物考古、科学技术和影视等领域都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如正在举行的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就收到来自中、俄、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专家学者１２０余篇论文，涉及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政治、文化、建筑等方方面面。

　　“我欣慰于当前的西夏学研究状况，但我也一直提醒年轻学者们不要太碎片化，要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做好宏观视野的研究。因为微观维度的研究能尽量真实地恢复西夏历史文化，填补中国大历史的空白，而宏观维度的把握，才能在过去的历史中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东西，服务于当前社会。”史金波说。

　　西夏故都所在地宁夏正在为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动向引起与会西夏学学者的关注。

　　“我们非常赞同和支持西夏陵申遗。西夏学研究的成果是西夏陵申遗的基础，而西夏陵的成功申遗也将进一步促进西夏学研究的发展。”史金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