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昆

　　赫克托耳明知不是阿喀琉斯的对手，但是他不愿开城投降，更不愿逃遁躲避，而是在老父的泪眼和妻儿的哭泣中拿起盾牌和投枪，勇敢走向自己的死亡。

　　李煜明知自己已经是囚徒，但是却无法放弃作为一个词人的思索，仍然是那样热烈地、永不停顿地向宇宙、向自己的灵魂探索、查问。他不愿顺理成章地服从命运，服从外界的安排，外部世界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总是那样无情地撕扯着他。最后，他终于和俄狄浦斯王、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铸成了一道悲剧的大幕。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而美好的东西之所以被毁灭，多半是出于坏人之手。而如果只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待悲剧，其实过于片面，也过于肤浅。

　　悲剧不是悲哀，也不是悲惨，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是严肃的。悲剧不是惊悚片，也不是催泪弹。真正的悲剧，是明知面对不可能战胜的命运，却还要举起投枪和盾牌的决绝，是“弱小的人类面对强大对手时，由人生的失意的沉痛升华为对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伤感情怀”，是人在与命运的对决中，由抗争走向行动，行动再走入毁灭的壮烈和伟大。

　　在真正的悲剧中，往往没有什么邪恶力量的存在，人所要抗争的，是希腊神话中那个经常被塑造为双眼皆盲形象的命运女神。俄狄浦斯王如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如是，李煜亦如是。

　　一个从来无心于王位的书生，在命运的安排下，阴错阳差，竟然登上了王位。其实再来责怪李煜如何不是个好皇帝都显得有些多余：他何曾能当一个皇帝，他何曾愿意当一个皇帝？他只是命运之神手中一个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棋子而已。从李煜登上宝座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假如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从此放弃自己的词人天性，专心致志当一个政客，难道这不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了吗？

　　黑格尔强调，悲剧必须显示出伦理实体的因素，悲剧的矛盾双方都要有伦理的辩护理由，它们应该体现为不同的伦理力量。李煜的悲剧也是如此。作为国君，他是完全不称职的。从国家统一角度，宋灭南唐是完全符合历史潮流的。南唐被灭之后，很多遗老遗少也梦想复国，李煜的死讯传来，很多南唐百姓自发为他举哀，这恰恰也证明了太宗除掉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此，他的毁灭是必然，甚至是“应该”的，而这对美好事物的必然和应该的毁灭，却显出了一种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

　　在命运的支配下，悲剧人物往往是一如既往地执着于自己神圣的使命。俄狄浦斯王坚持要查出杀害先王的凶手，却不知道凶手就是自己，更不知道先王就是自己的父亲；阿喀琉斯坚持要为战士的尊严和荣誉而战，即使战斗的注定结果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赫克托耳坚持要出门迎战阿喀琉斯，即使他知道战斗根本无法取胜。李煜被俘之后，开始发出对宇宙对人生的最后追问。他们执行得越执着，也就离他们的末日越近。

　　悲剧就像死亡的阴影一样，把人的生存最苦痛、最残酷的一面凸显出来。悲剧就是让人们正视死亡，正视人生痛苦。但悲剧又不是让人沉沦，“它不能把复活的个人的死亡看成整个世界不可挽回的毁灭，同时，又坚信宇宙是坚固的、永恒的、无止境的。”（鲍列夫《悲剧》）

　　于是，屈原悲凉地抬起头，向着天空，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于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仍然要执着地完成他的《史记》；于是，李白在被斥退之后，仍然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李煜，在面对这无边的愁绪时，用宋词的嗓音，轻轻吟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司马迁也早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报任安书》）

　　李煜前期词尚未脱花间词之藩篱，风格绮丽柔靡，而亡国之后的词作则是一首首泣尽以血继之的绝唱。（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