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8月6日电（记者牟旭）1942年初在香港的一个营救行动如果失败，那么中国可能就要损失数百位民族精英。

　　这场营救行动就是在香港被日军占领之初，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足迹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万里以上，被救人数超过1100人，却无一伤亡的香港大营救。

　　被救的多是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文化知识界进步人士。这里面有新闻界的邹韬奋和范长江，文学界的茅盾和夏衍等，还有宋庆龄以及民革创始人何香凝、柳亚子等人。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学者黎余认为，营救行动的成功为保存中国文化血脉发挥了重要重要作用。这些文化界精英后来在电影、美术、史学、新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偷袭珍珠港当天，日军入侵香港。25日香港即告沦陷。

　　12月8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周恩来还着重指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黎余说，日军占领香港后，派出大批特务搜寻中共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当时留在香港的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在港的国民党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12月9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廖承志等对撤退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并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起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黎余说，如何把几百名知名人士从日军严密封锁、全城搜捕的香港安全救出来，成为摆在廖承志等人面前的难题。

　　营救路线上，廖承志等设计了到桂林的西线与经过东江游击区到重庆或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线路。

　　有些著名文化人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廖承志决定，这些人不能走东江游击区那条路线，因为走到半路就可能被人认出来，让他们经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是这条营救西线。

　　走东江游击区营救路线的人士，从1942年1月初起，化装成难民，黄昏时冒险绕过日军的岗哨，用小船接到大船上集中。第二天凌晨，乘海面有雾，分批乘小艇偷偷驶进大海，送到九龙上岸，最后到达游击区的前线基地，邹韬奋、胡绳、茅盾夫妇等走的是这条路线。

　　宋庆龄则是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前六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赴重庆的。

　　黎余介绍，除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家属之外，这次大营救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