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沈阳保安堡。1943年，我12岁，因为家里太穷了，父亲托人把我送到家附近的东亚制靴厂当学徒。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大喇叭，每天除了干活的时间，其余时间都在广播。早晨到厂里不能先干活，得在院子里集合听广播播放溥仪的诏书，大意就是“满日一心”吧。光听还不行，还得跟着说，谁没张嘴，守备长发现了就用粗铁棍一顿打。

　　中午休息时间，大喇叭里就放歌，放的都是“满洲国”国歌和日本歌曲。播放一段时间后，厂里会组织大家跟着广播一起唱。长大以后想明白了——这分明就是通过大喇叭控制咱们的思想。

　　那时除了在工厂里做工，我们还得到外面干活，挖战壕。活干起来很苦，尤其是严冬酷暑，特别遭罪。每次去干活，守备长看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得挨打。1945年8月14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日本守备长和往常一样拉着我们出去挖战壕，刚下车，就有几个跑过去跟守备长小声嘀咕。我们眼看着守备长的脸色越来越暗，隔了一会，他命令我们收工。我们好奇，问他为啥，他也没说，就给我们带回厂里了。

　　隔了两天，厂里的大喇叭再也不广播了。我们听说，日本投降了。又过了两天，我再去厂里干活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都跑了。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本报记者毕玉才 本报通讯员刘勇、张昕整理）

　　人物素描：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