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珉迕

　　济南电视台7月26日的一档电视问政直播节目，昨天被英国广播公司（BBC）当作了新鲜事。当期节目以“整治污染，成效几何”为主题，请来当地环保、城建、市政等多部门“一把手”，现场接受市民观众的拷问。高度曝光的模式令一些官员颇不适应，有官员在镜头前显得“尴尬和不自然”；而BBC记者就此发表报告称，中国媒体已经更敢于直接督促政府行政透明化，“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电视直播问政时代’”。

　　“终于进入”一个“电视直播问政时代”，恐怕只是BBC记者的个人判断，准确与否还得另说。不过，电视问政在中国的确已经不是新鲜事。不久前，武汉的一档电视问政节目走入第5个年头；以其为先声的电视问政节目，亦已在南宁、温州等多地找到翻版。对于已将权力公开运行视作原则的中国而言，这类运用现代传媒手段收集民意、监督权力的方式，无疑将渐成常态。值得探讨的倒是电视问政这种形式背后，其监督的作用能发挥几何，对官员的日常修为又能改变几何。

　　就在电视问政被重新热炒的当口，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正式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制度方式补齐了过去“能上不能下”的干部工作短板。两条似不相干的新闻，却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指向领导干部的工作实效和工作作风，并都试图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强化对官员的责任约束。

　　说起来，电视问政对于推动干部“能上能下”也有别样之功。据统计，仅武汉一地的电视问政节目，头四年就曝光问题429个、问责官员577人；今年以来，又有61人受到问责处理，其中处级干部6人、科级及以下干部55人；其他各地也不乏问责官员的先例。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问责有多少是真正“伤筋动骨”；而即便对个别官员的仕途“伤筋动骨”，又是否对更多官员起到警示和借鉴。

　　平心而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事实上，面世数年的电视问政在收获喝彩之余，始终未能摆脱争议。最大的质疑声，便是担心其变成一番“花拳绣腿”，甚至沦为“问政秀”。

　　这些年，媒体曾不止一次披露过电视问政的“异化”：有官员在最初的“心惊胆战”后，渐渐地也开始习惯“电视语态”，言辞间出现“新八股”；有官员“态度很好，反应很慢”，现场承诺“立刻改”、“马上办”，风头一过却依旧故我；当然也有官员态度和反应俱佳，问题解决得倒也迅速，却不料真正动因并不是官员改了多少作风，而是忌惮于“大领导”在背后的“压力”，以至于有市民盼着电视问政的镜头来，“镜头不到，问题解决不了”……并不是说上电视一概不能“秀”，但倘若都是如此“秀”法，对电视问政这项原本具有开创意义的监督样式而言，未免是巨大的浪费。

　　要杜绝“花拳绣腿”，靠的还是一个“实”字。电视问政的事上，既需要节目本身不断做实、上节目的官员求真务实，更需要将电视上的监督问责延伸到荧屏外，成为治官的常态；对领导干部而言，功夫还在电视之外。修身、用权、律己，有没有从严，群众都看在眼里。

　　对于“能上能下”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能上能下”的规定出台，同样是要倒逼官员形成求真务实的观念自觉。比起电视问政，它更多了一层普适性。过去一些官员缺乏紧箍咒，如今终于有了铁制度。人们需要的，就是这项制度被严格落实。只要制度执行够严，就不怕官员蒙混过关——要不要上电视“脸红冒汗”，倒可能变得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