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永恒

　　好像到了审视自己的年龄了，常常在想人这一辈子。

　　我理解的好人就是厚道，也曾厚道过，现在不了。那么坏人呢？说假话，贪利，坏别人，曾觉得挺恶的，也曾发誓不与其为伍，可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心中不那么烦了，与坏人处也推杯换盏，水起风生的，对自己的约束慢慢在众生中消失。

　　前不久到县里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初春时节，鸟鸣挂耳，树也绿得透明，最醉人的是鱼好吃。因某种原因排场并不大，有些官员都是以私人身份出席的。书的作者是个农民，农民穿西装总觉得有点别扭，像结二婚似的。黑并褶皱的脸上有汗浸出，看来他在他的长篇小说上是押了宝的。书和一个信封同时交到我们手里的，大家心照不宣，这是行规吗？翻翻书就开说了（没认真看，能说吗？能说，这种事平时干得多了），从作家（现在只要印成铅字都称作家）用意，价值判断，未来影响上说得有滋有味，并把这部小说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比较到一起，让作者想到了诺贝尔奖。其实呢？写得不好，很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呢？讨一个高兴，一团和气，生财，生名，生利益。我悄悄打开信封，里面有两个伍拾（不是全部）的，心中略有不安，作者至少手头不那么宽裕，他不是做文学生意的料，我们“不该将兄吊起来”，以后怕会毁在这上面。

　　假话说习惯了就变成生存手段，就懂政治了，自己也不以为然那就成熟了。

　　有个有钱人找到我，让我帮他编一下他的著作，日记，散文，国学随想，和一些古体诗。我看了，像贴饼子面和稀了都弄到锅水中，不成个呀，可他想成个儒商。话是直说的，你出钱我帮你写，天知地知。几个月后他看到书稿不好意思了，署名咋办？跟我没关系，你觉得好就行。

　　为了一点小利，我卖的是什么呀？没人知道我就没不要脸。这不该是一个同文字打一辈子交道的人所为，对文字没有了起码的敬畏之心。

　　那我还坏过人吗？

　　家乡的工商局稽查队长是我的战友，忙三火四地来找我，带来的人说，家里的宰猪场去记者了，猪场的水龙头都被拍了照。我笑了冲战友说，那你该帮着记者呀，来这干啥？这不是吗都是朋友。

　　“只要不发稿，我们认栽。”

　　“他们是市里的，不是一个单位不认识。”

　　“想想办法，来前说到省城来找你，就在家里论了，你家同这猪场有亲。”

　　也巧了，那个记者不但认识，刚出道的时候还带过，电话打了，只说接待一下，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谈。安慰自己，猪肉注水不是啥大事，哪家不注呢？

　　几个月后用另一个理由请我回家乡，我有意到那个屠宰车间看了看，百十个水龙头哗哗地喷，那猪个个都像气球，还说注水的肉新鲜卖相好。他们不避着我，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酒桌上我凭着酒劲几次想对我那个亲戚战友说，不怕遭报应吗？话又连同酒呑了下去，桌上还有镇长呢，那么得罪的就不是熟人了。

　　说了假话，贪利不要脸，助人去害别人，我获得了你好他也好，有酒有肉，人们还说我可交，于是我越发将嘴和内心剥离，也觉得若做好人，路会越走越窄。在几次听我讲的场合，我还会说，说真话是种享受，遇事为别人想想，人在做天在看。我知道我即便做不成好人，做坏人也不地道，因为常常自责，这种自责又无法抑制，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