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慧

　　首个以越文化发展历程为具体考察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越文化发展论》近日由叶岗、陈民镇、王海雷合作完成，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从课题的最初萌生与动笔算起，先后历经10年。

　　“十年辛苦不寻常”。在研究初现眉目、论文陆续面世、甚至《新华文摘》都转载其成果之际，绍兴文理学院叶岗教授工作电脑不幸遭窃，所搜集的资料和已完成的文稿一日之间“蒸发”了。这种打击，其痛苦无以言述。

　　“当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也撰写了一部分的书稿，多年的辛苦感觉都白费了。关键是正在写作的兴头上，不料当头浇来一盆凉水。”回想起这一经历，叶岗不无感慨。

　　经历了这一挫折，不啻于“重头再来”。在一长段时间的消沉之后，叶岗如同从灰烬中拨出火花，重新投身于越文化的研究。

　　在这个时候，两个年轻的研究者也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来，组成课题组。“他们的加入带来了新鲜的观念”，叶岗介绍道，“陈民镇对上古的文史比较熟悉，王海雷则长于近古时期的越文化，各有专攻，使项目的研究更为均衡。”

　　在这10年中，课题组成员足迹遍及古越大地以考察尧舜禹的相关遗迹和民间传说，也远涉西南地区考察百越集团的其他分支；同时，还到山东半岛和浙江沿海地区，实地感受越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纸上所呈现的越文化也变得更加鲜活了。

　　在这10年中，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公布，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项目的思路也不断被调整，甚至观点也不断被自我否定。叶岗说，“我们所希望呈现的，是现有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研究水平。虽然未必能完全实现我们的预期，但是如果在某些方面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所推进，对越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有所助益，也便不枉我们的初衷了”。

　　古越后裔今尚在

　　《越文化发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引入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简单地说，分子人类学就是利用遗传学的技术研究族群的源流变迁”，叶岗介绍道，“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父系遗传的角度看，今天我们浙江省还有26%的人是古越人的后裔呢！”

　　过去研究越文化的论著，都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关注不足。而这次研究发现，譬如百越集团是从广西地区向周边扩散而非浙江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再如吴国的子民不是像之前学者所认为的属于越人，等等，都颠覆了之前单纯依靠文献的认识。

　　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存在一定的隔阂，虽然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但是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这些成果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存在很多误解。以叶岗为首的课题组充分借鉴了这方面的成果，如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指出越国的主体民族——於越的祖源在两广地区，虽然於越的遗传特征形成时间较早，但它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马桥文化阶段之后在浙江地区逐渐形成的。就目前而言，能较好结合分子人类学与历史学进行研究的论著，《越文化发展论》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勾践之后有故事

　　近年来战国楚简“清华简”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其中2012年初正式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是一篇新发现的完整史书，整理者拟题作《系年》。叶岗介绍道：“由于清华简没有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所以它提供的一些历史信息是极为珍贵的。过去人们对勾践之后的越国史事缺乏了解，但《系年》则记载了勾践之后的几代越王北上争霸，数次大败齐国，甚至齐王和鲁王都得为越王驾车，都是前所未闻的认识。”在《越文化发展论》一书中，作者利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新发现梳理出史前浙江文化的完整发展脉络，并利用青铜铭文、战国楚竹书等出土文献勾稽出越国史的新知，尤其是率先对清华简《系年》所见越国史料展开研究，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湖还在鉴湖后

　　在《越文化发展论》一书中，作者还提出了“鉴湖文化走廊”的概念。“袁宏道有句著名的诗，说‘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西湖的名声是后起的，在此之前，浙江的第一文化大湖应该是鉴湖，”叶岗说道，“以鉴湖为中心，形成了一道文化走廊，它萌生于东汉，在六朝初步繁兴，在唐代臻于极盛，进入近古时期后逐步衰落。越中山水、佛道仙踪、隐逸情结、人文思想、艺术创造，是其基本元素。”可以说，“鉴湖文化走廊”的兴衰是浙江古代文化发展的缩影。这道走廊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与研究。它比兰亭雅集、浙东唐诗之路，综合性更高，覆盖面更广，影响更为深远。